中国是一个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而现在还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国家。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采取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服务于现代化的大局。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现实、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也是最紧迫的时代任务。忘记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使命，我们便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便可能重蹈落后便要挨打的历史覆辙。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最终选择的是一条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子，借助于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来实现我们的时代使命。因此这样的发展必然是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之中的发展，必然也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发展。从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以及各个阶段所产生的成果，必然是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息息相关的：既受制于既有的结构惯性，同时又对既有格局产生强影响。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

　　另一个前提是，较之早发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者，通过对内残酷而赤裸地剥夺并排挤农民强占土地以实现原始积累，对外实施殖民掠夺转嫁国内人口剩余压力和产能压力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原始积累的实现，采取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也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高效地从农村提取建设完整经济基础和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在特定时段具有歧视性的制度安排，造成那些因工业化建设快于城市化建设阶段所产生出的剩余人口压力与产能压力由农村内部消化。 这一切又都是在人均一亩三分地，且地块细碎分散，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的基本国情下实现的，而且这一国情的存在还将继续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之所以说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城市剥夺农村”、“农业支援工业”的过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在保证高效提取农村资源，确保国家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所需资源充分供给的前提下，较为有效地生产和再生产了农村的基本秩序(包括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村生活秩序)，使得农村在人财物大量流失、村庄内生秩序能力逐步下降的大局势下，还能够保证农村具有正常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农民生活得比较体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人均寿命延长。也就是说，就目前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现代化的新模式造成的效果是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流民，没有造成普遍的贫民窟，也没有降低国民人均寿命，农民生活水平在缓慢增长，国家整体上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二、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政策实践    

　　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农村基本的社会稳定，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实践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贺雪峰教授的新着：《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正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政策实践智慧的研究和总结。并在取消农业税、国家大量资源下乡这一新形势下，就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实践总体思路做出了战略性地探索。贺雪峰教授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资源下乡的方式，以及一系列乡村体制改革都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关键点在于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及其功能缺乏历史感和真正的认识。

　　农村出现人、财、物的大量流失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现象。这是一个至少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社会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村庄的开放性加大，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强，村庄社会流动加剧，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农民的意义体系面临挑战，既有的构成农民一致行动的逻辑被解构，而新的具有统合性的总体性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以下分启动、承接、转折和亟需创新四个阶段，展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的农村具体政策实践。

　　1、启动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发起，受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必然有一个向内提取农村资源以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用以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因而也就是村庄的不断下行、衰落的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建设逐步深入到村庄的过程。村庄的衰落，核心问题在于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衰落，村庄里的农民已经分化，村庄已经没有足够的、可资利用的内生传统资源(血缘、地缘、宗族等)可以自主地生产和再生产村庄的基本秩序。这里的基本秩序指的是超越家户单独可以解决的基本秩序之上的村庄层面的基本秩序，比如村庄公共品的提供。在这个阶段，国家通过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采取公分制的分配方式，在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保证了村庄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