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美国，尽管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富裕，但其人口迁移也是趋向于集中的。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只集中在五个州，80%的美国人口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25%，降至如今的17%。由于市场选择了集聚经济模式，导致大城市成为多个制造业中心，而且由于人口、资本、技术等密度的增加，服务业也得以空前发展，其增加值反超制造业。而小城市则发展成为某一领域专业化较强的城市。

　　或许，有人会说，德国发展中小城市的案例很成功，并没有出现大城市集聚的现象。确实如此，但前提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必须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管，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民生支出，同时，也必须有这个财政实力。而对中国而言，当今的政府财政只是一个吃饭财政，社会保障的缺口巨大，存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的双重问题。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即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小城镇迁移。但前提在于这些小城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他福利都与大城市差异不大，这才构成“逆城市化”的理由。人作为经济动物，其迁移地的选择，肯定是做了各种利弊得失的周全考虑。故“逆城市化”（或称为城镇化）一般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城市化率已较高、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中国而言，由于城市化过程还远未完成，期望全国各地都通过本乡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城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10多年来，中国投资的流向与人口流向恰好相反，表明了生产要素的错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是大城市化之后的逆城市化过程。

　　为何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总是忽视成本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前后提出过很多个关于区域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笔者认为，除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取得超预期的成功外，其他诸多发展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比如与解决三农问题相关的战略、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相关的战略等，都不尽如人意。如社会主义村建设的口号在2003年提出，而目前农村留不住中青年已是不争的事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提了多年，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在过去10多年中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地方债务水平却大幅上升。

　　单纯从这些发展战略的字面去理解和解释，都是合理且必须去这么做的，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容易对此达成共识，但大家可能忽视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两大原理，一是资源是稀缺的，二是存在机会成本。正是由于资源有限，西部投资多了，东部就会减少；假定西部的投入产出比是1：1.5，而东部是1：2.5，显然投资西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事实也恰恰如此，目前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80%，即投入产出比已经下降至1：1.2，如此低效的投资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是令人吃惊的。而占国土面积15%的东部，所创造的GDP占全国52%左右。

　　即便是低效率的投资，总能够实现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或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吧？但事实上，过去10多年来，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说明看似缩小差距的战略，却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可见一定要敬畏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最近很多中西部地区都在大力招商引资，但效果却非常不理想。原因何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假如有两个同心圆，第一个圆A的半径是100公里，A内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第二个大圆B的半径是300公里，B-A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尽管A与B的半径只差两倍，但A与B两个圆的面积却相差八倍。若B-A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想招商引资，即便A区域内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也只能满足B-A区域内的1/8的工业化需求，好比一只绣球抛出，有八双手在抢。故中西部地区要对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样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更何况当今中国大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窘态，中西部地区化巨额投资所建造的大量基础设施，会有不少将被闲置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