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词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和动力；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前者发展的模式更加多样化，即既要发展大城市，又要建设好小城镇。如农村的城镇化，就是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设想总是完美的，但现实又是如何呢？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方向是大城市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村庄在不断合并消失，农村的荒田数量在增加。2012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自然村过去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却在迅猛增加。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百万人口城市数量为122个，五年后的今天，据称已经超过160个。

　　尽管不少人对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堵车、生活成本高昂等诟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政府部门也对人口流入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如户籍限制、购房限制、考高中、大学限制等，但依然阻止不了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入。比如，上海政府部门曾预测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250万，如今却已经达到2400万了。

　　为何人口迁移更倾向于大城市呢？首先，这是在全球都带有共性的趋势。因为大城市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即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小城市或小城镇由于规模不经济，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其劳动生产率通常要比大城市低20-30%。因此，人口集聚本质是一个经济现象，从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案例看，东京人口占日本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首尔人口占韩国城市人口的25%，而GDP占24%；而上海人口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GDP占全国的4.4%。即便日韩没有参照性，那么纽约人口占美国城市人口的8%、孟买人口占印度城市人口的6%，同样是大国，中国的集聚度还是明显不足。说明中国今后人口大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人均拥有的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的总体短缺和分配不公平，也是中国大城市化的特殊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服务的支出偏少，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占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用于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占比又偏高。而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镇，交通环境、教育医疗、就业薪酬及文化娱乐等条件都要好得多，自然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据说，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格”值50万，而中国迄今为止，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差距还非常大，全国竟然还有30%以上的人口喝不上清洁饮用水。这就是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动力所在。

　　随着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租等生活开支不断增加，人口又会外迁至离核心城市较近的郊区或中小城市，从而形成了大都市圈。目前，中国的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中部城市集群、成渝地区等大都市圈都在不断集聚人口和扩大地盘。

　　城镇化症结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

　　英文中没有城镇化的对应词汇，只有urbanization，这就引发一个思考：城镇化是经济学概念吗？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提得最多的口号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就是所谓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那个年代提城镇化，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其产品比较低级，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专业分工不复杂，其背景是当初商品供不应求，处在短缺经济时代。

　　如今，中国早已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大部分制造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模式就难以适应社会化精细分工、配套协作的要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本身已经说明乡镇企业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农村的工业化不可行，而离开了工业依托的城镇化，就有点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有多强呢？

　　不管是哪门学派的经济学，其前提都是“资源是有限的”，假如资源可以无限攫取，则经济学就没有存在必要。故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及水资源等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就更应该选择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模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