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耕地“非粮化”日趋严重。长期以来我国分散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方式导致土地产出的低效率，为改变这一状况，地方政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引导公司和业主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进行规模化经营。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业主流转和集中的态势不断得到强化，土地流转开始大规模突破乡村行政界限，外来城市工商资本挟强劲经济实力，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主导地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既然城市工商资本是逐利而来的，为了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其必然倾向于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农业部的典型调查显示，外来业主流转耕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只有7%以制种等方式与粮食生产相关，其他的无一例外的都是蔬菜、瓜果、药材等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更有甚者打着休闲观光农业的幌子肆意改变土地用途。

　　显而易见，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土地流转进程与“非粮化”趋势如影相随，土地流转规模越大，“非粮化”发展越快。从趋势上看，我国农地的流动和集中正在进一步提速，城市工商资本在受到诸多质疑的情况下仍势不可挡向农村大规模渗透。可以预见，我国土地“非粮化”的态势将进一步扩张，与粮争地的矛盾将更趋尖锐，由此继续发展，必将使我国家粮食安全的形势更加严峻。

　　(2)经营粗放化不断发展。虽然近年来粮食价格趋于走高，但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抬高了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强化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事实上面临着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更大范围区域传统农业迅速衰落同时并存的严峻现实。在许多传统农区，其产业结构基本依旧，老品种、老技术加老农民，超小规模、粗放经营加自给为主，共同构成这些地区传统农业日渐衰落的主要表征。由于严重老龄化的“末代农民”群体只能支撑自给性的小农模式，由此必然导致在许多地区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日趋加重，已经构成影响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判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粗放经营现象普遍，尚未形成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扩大的内在机制，这无疑是影响我国粮食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更重要制约。

　　(3)政策低效化仍未改变。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投入是直接相关的，2011年，仅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四大补贴”资金就达到1406亿元，比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8.7倍。农业补贴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比较效益之差，对大多数农户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扩大粮食规模的生产激励。更重要的是，现有主要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补贴的普惠制方式，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不仅实施的政策成本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耕地粗放经营和撂荒现象变相得到了政策支持，从而产生不利于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缺陷是将对农民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的生产激励两大政策目标相互混淆，因此导致政策绩效受到明显限制。在严格意义上，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政策，而非强粮食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我们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