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经大量调查证实的事实尤其需要高度关注：一是由于产量减少、家庭人口外出消费量降低、市场购买方便度增加等原因，农民家庭储粮普遍呈显着减少趋势，结果是其原有的分散和减弱粮食安全压力的“蓄水池”作用趋于降低，这可能产生放大粮食安全矛盾的负面效应。二是国有粮食部门购粮困难，许多国有粮库库存降至历史低点，有的甚至变为空库。粮食储备减少，必然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粮食储备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明显削弱。

　　因此，尽管主要依靠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我国取得了粮食连续八年增产的亮眼的成绩单，但中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供给对外依赖性增大更是最需要警惕的发展态势。在现实条件下，任何轻视或漠视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倾向都十分危险，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的看法更是毫无根据。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远忧和近虑不容忽视

　　对中国而言，粮食安全是需要长期密切关注的主题，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更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既面临长期的资源约束，又有短期的体制性障碍。

　　1.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性矛盾依然十分严峻

　　一方面，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有关预测表明，未来十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口粮需求刚性增长，按照人均400公斤年口粮消费量计算，到2020年我国口粮需求总量将达到5.84亿吨，比2010年的5.48亿吨增长6.57个百分点，这将大大超过同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可能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加快将使未来十年我国城市人口以年均1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也将增大粮食消费数量。还应重视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更为剧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据有关预测，到2020年全国饲料用粮需求总量将达到2.36亿公斤，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比重超过40%。同期，生物燃料、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但会显着增大粮食消费比重，而且可能推动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物价总水平上升预期。

　　此外，由于储运技术落后、设施简陋，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率高达10%左右，同时因为公款消费和不良消费习惯，我国粮食消费中的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也不合理地扩大了粮食的消费规模，加大了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趋势的不可逆转将对我国粮食供给构成长期性巨大压力。在过度追求GDP的体制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极其强烈，耕地“非农化”浪潮席卷全国，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相关资料，过去十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至18.26亿亩，减少总量达1.25亿亩，年均减少829.2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水平的40%。并且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中、低产田约占67%，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问题严重。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可开垦成耕地的不足7000万亩。同样的，高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与农业和农村的水资源争夺中也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由于水能资源开发的低门槛以及工业、城市用水的低成本和低效率，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也呈现无序扩张的趋势，愈演愈烈的“跑马圈水”现象，事实上不断加剧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垄断行为。同时在农村内部，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更趋尖锐。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应对旱灾频发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地区保障粮食供给能力的极为艰巨的任务。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等战略性资源的严重匮乏，加之难以逆转的数量锐减和质量下降，共同构成我国未来粮食发展长期面临的制约性最强的资源瓶颈。

　　2.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短期性因素更加令人担忧

　　始于2010年的粮食涨价以及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的物价的较大幅度的上涨，就实质而言反映的是粮食及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全面或局部失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全面敲响了我国粮食安全的警钟。现实表明，除了需求刚性增长与供给压力加大的长期制约因素之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如下三个方面严峻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