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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危局:“未做强、先过剩” 种子过剩屡创新高


   中国超级稻育种水平走在国际最前沿,却面临国内种业市场“未做强、先过剩”的乱局,国内诸侯混战,跨国巨头虎视眈眈,在大豆、棉花、高端蔬菜与花卉等种业几乎全军覆没的背景下,超级稻能否守住中国种业最后的尊严?

  种子过剩屡创新高

  中国种子行业已跌入过剩危机。

  作为国内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公司,近三年,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隆平”)的存货分别为2.35亿、 3.41亿、4.25亿元,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61.57%、63.19%、72.24%。

  实际上,2012年,湖南隆平的控股股东隆平高科(000998.SZ)总存货达到13.96亿元,而公司总资产为35.91亿元,净资产为12.21亿元,营业收入17.05亿元,净利润 1.71亿元。

  种子行业存货居高不下、屡创新高的,不仅隆平高科一家。2012年,登海种业(002041.SZ)存货为6.31亿元,同比增加60.09%;神农大丰(300189.SZ)存货为3.35亿元,同比增加84.80%。实际上,2010―2012年,所有种业类上市公司年报中均有“种子过剩、供大于求”相关表述。

  世界三大农作物中,除小麦外,水稻、玉米种子也过剩严重。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测,2013年水稻、玉米种子的过剩量,将从2012年的25.9%、60.0%分别增长到49.1%和84.3%。

  与此同时,套牌、假冒种子亦猖獗地加入中国种业过剩的厮杀中。

  2011年,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院万廷文研究员主持育成的玉米品种“吉祥1号”,竟然有62家种子公司对其套牌,其中有著名国企,有知名民企,也有上市公司。今年,在东北,正牌玉米品种“先玉335”的推广面积达到2500万亩,而套牌“先玉335”的种植面积竟接近4000万亩。湖南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玉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培养一个品种至少10年以上,可是,我们研究的种子还在试验田,套牌就开始有人卖了。”

  “受制种面积增加、单位产量提高、自然灾害减少、制种企业增加、国际巨头挤压、套牌种子冲击等影响,中国种子行业的新一轮过剩正在形成。”农业部市场司要求匿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一般冷库条件下,种子的保质期为3~5年。种子企业要加强风险防控意识。如存货不能及时消化,不仅导致费用增加,影响变现能力,还将加剧经营风险。”

  各自为政的“专家经济”

  9月中旬,由深交所主办、湖南证监局协办的“现代农业行业上市专题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这更像是一次种业IPO专题会。在来自全国的10余家参会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为种业类拟上市公司,如以水稻为主营的湖南科裕隆,以玉米为主营的北京联创,以马铃薯为主营的湖北凯瑞百谷。

  “个别好品种可以支撑一家上市企业的规模,但风险较高。”针对与会企业的特点,国元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在会上举例说,荃银高科(300087.SZ)上市期间业绩主要依赖“新两优6号”超级稻的推广,“郑单958”、“先玉335”玉米品种则在登海种业、敦煌种业(600354.SH)的营销收入中占主导地位,“企业需要加快新品种的研发。”

  种业是一个研发密集型行业,需以大投入达到大产出的目的。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阙紫康对种子行业8家上市公司做过一次研究,他说,登海种业研发强度最高,近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接近5%、不足5000万元,其他企业则不足3%,与国外种业巨头动辄每年10%的研发费用、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相比,不在一个量级上。

  一方面是科研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体制改革仍然滞后。

  中国种业科研院所的专利基本采用职务成果的模式,单位依法对之享有专有权利,单位领导往往拥有最大话语权,而对付出辛勤劳动的具体研发专家有效激励不够。尽管国家逐年加大种业的科研投入,但在利益纠葛下,国家科技人员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大多选择“脚踏两只船”,甚至离职“下海”,神农大丰等多数上市公司的主要技术带头人均有科研院所任职背景。

  在全国,举着“袁隆平学生”的牌子、甚至以袁隆平名字的某个字注册、开办实体的不在少数。2009年11月,在呈送给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份《关于请求维护“隆平”品牌形象的紧急报告》中,袁隆平院士签上了自己的意见:“请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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