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上述简单办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界限，就是需要在未来3-5年之内实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界限，事情就可能变得相当复杂，这是因为再过5年，此轮土地承包期就只剩8年了。8年的盼头，可能会使少地农户强烈要求等到2027年重新承包土地时，调增了自家的土地面积后，再行改革。而到那时再改革，将极大延缓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

　　无须担忧农村土地买卖

　　是否应当通过颁发土地所有证，将现行的农民土地承包制，回归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最大分歧点在土地买卖。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土地所有者3项权利中，自由经营权早已实现，出租土地的情形客观上也已经存在，没有谁对土地出租进行限制。所以，目前唯一存有异议的，只是可否给予持证者土地买卖权。

　　土地买卖是实现土地流转的重要交易方式。对于土地流转的现实必要性与未来发展趋势，举国上下有着高度共识，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觉得人均不足几亩地的小农经济，能够维持长久。小面积的种植业，已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土地有效利用，即使单从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看，也无法长期支撑。因而，目前几乎人人皆知土地流转与适当集中，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

　　面对这样的客观形势，仍然有人不赞成给予农民土地买卖权，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赞成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农民出卖土地后，失去生活保障，引发社会动荡。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谁都不敢掉以轻心。但同时这又是个双重虚假的命题，要看清其中真相，需要连续剥开两层皮。

　　其一，他们所持的理由，与他们承认的土地流转与适当集中必然趋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既然土地要流转，就得有人出售。既然多数农田将会集中为适合现代化家庭农场经营的较大地块，那么，家家都将少量土地保持自己手中，充当生活保障，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农田不可买卖，那么，现代化家庭农场经营所需的较多土地，从何而来？

　　其二，如果人们的生活必须依赖土地保障，那么，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又当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呢？所有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达国家，都能验证一个简单的道理，国民生活保障不必建立在占有最重要生产资料――农田的基础上，真正可以需要依靠的，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农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应当按照提高使用效率的原则进行配置，由市场进行调节，该集中就集中，该分散就分散，不宜强制均分，充当社保工具。稳定与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按照人文关怀的精神，一视同仁地进行设计，不宜人分两等，长期保持二元结构。须知，中华民族已经随同全人类一起，步入了21世纪。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粮食、衣料、药品与建筑材料等各类产出增加了，社会保障也就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忽视这种联系，企图通过牺牲土地利用效率的办法，来保障农民的生活，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运行理念相去甚远。其实施结果，将南辕北辙，不仅要延长土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束缚时间，同时还会延缓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城镇土地制度需要相应改革

　　由于我国商业用地使用权的租用期限，仅为40年，工业用地50年，随着第一批工商用地使用权租用期限的逐渐临近，已经迫切需要对城镇土地制度的改革，给出一定的说法。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租用期限，虽然略长一些，为70年，但涉及的人数众多，同样备受关注。

　　一个国家，在重大财产制度方面，长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总是让人费捉摸，不知将会出台什么政策，不是一件好事，不利于稳定，因而也就并非明智之举。如果上面讨论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有所突破，那么，城镇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应当乘机跟进，彻底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处于繁华地段的一座高档商厦，经营久了或许形成商誉，即使楼体破损难修，重新翻建的商业价值也可能很大。对此类商家租用的商业地产，每隔40年就要重新商定1次土地使用权租金，是利国利民的必要行为吗？果真如此实行，不知要有多少官员，误入贪腐陷阱，将被投入牢狱。

　　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消除难以琢磨的烦恼，上述商业用地的产权，不妨出售给商家。同理，工业用地的产权，也可以出售给工业厂家。住宅用地的产权，可以出售给业主。至于国家与商家、厂家及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可以运用税收工具进行调节。对于工商企业因成本降低而增加的利润，可以通过征收所得税收取。对各类房产与地产的大幅度升值，可以通过物业税收取。总而言之，政府真要向富人收钱，比从穷人身上收钱，办法多得多，不必百分之百垄断城镇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