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媒体和知识界一直在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处于攻坚阶段。十八大决定深化改革，政府积极释放改革红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国企改革，分配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家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在这多头并进的改革大潮中，土地制度变革正在步入战略机遇期。

　　土地制度改革逢遇千载良机

　　1997年初，我国农村实行为期30年的新一轮土地承包，再经3个月即将过去17年，还剩13年时间，此轮承包即将到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未来13年中，前3-5年最关键。如果花5年时间，到2019年元旦之前，还不能在我国农村实行稳定的土地制度，依然需要到期重新承包，将使农民心态不稳，投入减少，地力下降，危及粮食安全。

　　进一步观察，1997年之后出生的青少年和外面结婚来到本村的妇女，在本村都没有土地。与此相反，1997年之后死亡的和由于各种原因外出工作定居的人们，则都还在本村拥有土地。这种人地分离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还将进一步加剧。仅此一点，就已经使绝大多数农民心盼土地制度赶快改革。

　　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我国知识界与新闻媒体，包括各级党政官员，对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加快改革的大方向，有着高度共识，没有公开反对意见，只是对具体改革方案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纵观数千年，对土地制度变革的人心企盼与上下共识如此一致，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一定要抓住，千万不要错过。

　　需要恢复农民土地所有制

　　解放初期，我国曾经成功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条申明：“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什么是农民土地所有制，该法下述2条讲得十分清楚。第6条规定：“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相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到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从那时至今的60多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30年为第一阶段，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剧烈震荡。刚刚实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很快就在1958年转变为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践表明，这次土地制度大转变很不成功，大量耕畜被宰杀聚餐，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粮棉油大幅度减产，上百万人死于饥饿，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现象。

　　难以估量的损失与严酷现实，换来必要调整。1962年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被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退到以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农民不再宰杀耕畜，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不是每个农民都尽心竭力参加集体劳动，“大锅饭”造成很多人出工不出力，粮食单产难以提高，粮油棉布肉蛋鱼短缺，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勉强维持城乡居民最低生存需求。

　　粮食长期低产表明，退到以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的调整，尽管效果不小，但并不到位。对此，并非无人知情，但在反对“单干风”，狠批“三自一包”的激烈路线斗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改革。直到邓小平复出，否定“两个凡是”后，才默许安徽凤阳等地以“大包干”名义实行“包产到户”。结果一包就灵，增产效果显着，各地争相效仿。1979年全国只有1.02%的生产队实行大包干，1980年上升到14.4%，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占比达到99%。

　　此后30年为第二阶段，全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抛开产权关系不论，暂不涉及土地的买卖问题，主要就土地使用与经营而言，这种农民土地承包制与土改后实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自下而上的调整，基本到位了，接近1952年的出发点，土地经营效果良好，粮棉产量提高，粮票布票取消。

　　总结过去60多年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下一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当走向何方呢？笔者猜测：可能需要将现行的农民土地承包制回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具体实施办法非常简单，就是由人民政府向承包土地的农户颁发土地所有证，承认其土地产权，赋予“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