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的探索中，松江在家庭农场的规模上一直强调‘适度’两字。家庭农场的大小，应与家庭‘自耕农’这个定位相适应，也要与整体农业的生产率和机械化率等基本因素相匹配。根据测算，松江的家庭农场平均规模目前确定在100至150亩之间。”上海农业部门专家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营口市副市长高炜告诉记者：“是农场就要有规模，这个规模每个省每个地区的标准定位应该是因地制宜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耕地主要还是由农民自己来耕种，是有定位、有规模、有组织的经营主体。”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规模是个相对概念。山东栖霞果农，一对夫妇全部精力都用在果园上，最多只能经营5亩规模，每年纯收入4万多元，可以申请注册为家庭农场。黑龙江农民开着拖拉机每个劳动力可以种300多亩地，一户如果有3个劳动力，这个家庭农场的规模可以达到近千亩。

　　有专家认为，我国家庭农场是在原有的专业大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全国有270多万户，其中超过

　　100亩的大概有七八十万户。因此，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要以一个家庭所能顾及的范围为限，如果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超过自身经营能力，则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都可能下降。

　　与种养大户区别是什么？

　　家庭农场与种养大户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最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是经工商登记的法人，而后者是自然人。

　　“只有获得认定，有了一个明确身份，才能成为被扶持对象。”通过采访记者感受到，家庭农场主在盼望优惠政策的同时，更盼望能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法律地位。

　　山东省胶州市经管站站长刘丕舜认为，应该尽快给予家庭农场应有的法律地位，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去经营。未来家庭农场要发展，政策上的优惠和法律上的保护，应该两手抓。但目前家庭农场连统一的定义都没有，要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实在是任重道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务之急是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推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实践证明，凡是对家庭农场进行了认定，并开展工商注册的地区，扶持政策也相对完善。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家

　　庭农场定义为“经济作物达到30公顷以上，旱田作物达到50公顷以上，经农业部门认定并工商注册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直接赋予其法律地位。安徽省宿州市是家庭农场先行试点之一，并出台了《宿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同产业的大型、中型、小型家庭农场设定了标准，对家庭农场认定程序进行了规范。自2012年11月启动认定工作以来，全市共认定家庭农场295家。

　　全国人大代表、宿州市市长张曙光认为：“发展现代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抓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认定批准的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两年审定一次。对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家庭农场，撤销其资格，收回资格证书。在认定的基础上，市政府出台扶持意见，加大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奖补。优先安排承担各类农业项目，优先安排国家各类支农补贴，市、县区级财政及各类资源予以倾斜扶持。”

　　配套政策怎么完善？

　　从记者对部分农场主及种养大户的采访来看，他们反映最多的是土地承包、融资贷款等难题，目前最迫切希望出台认定管理、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相关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市长刘奇告诉记者：“宁波市家庭农场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后期随着效益农业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从事蔬菜、瓜果、畜禽养殖等多种经营的规模大户，其中一部分通过工商注册登记成为家庭农场。到2012年底全市从事种植、畜牧养殖的家庭农场687家。”

　　“但是，宁波市家庭农场发展也面临诸多难题。一是扩大规模难。近年来，由于土地稀缺，农民惜租，土地流出农户逐渐减少，造成流转土地减少，农场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二是土地集中难。刚通过土地流转取得的土地，是农田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田地，零碎插花不集中。三是流转价格上涨快。特别对从事粮棉油等产业的农场而言更是不堪重压，而由此带来的农地纠纷也成为农场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事，影响了农场主的生产积极性。”刘奇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