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200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专家学者”和城市流行媒体突然爆炒所谓“新土改”，沸沸扬扬地鼓吹废除农村集体所有制；要求个体“永佃”，实行耕地和房基地私有化；要求容许“资本下乡”去促进“流转集中”，去“盘活农村固定资产”以“扩大内需”和增加“廉价”劳力供给。“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非真金白银的今日“资本”正孕育着一场对我国农民史无前例的剥夺。

　　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动摇。

　　有些学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农地“所有者缺位”。依他们的“逻辑”，只有私有财产才有“产权”，国有和集体财产都是“无主”的（个人“有权”随便拿？）。农村房基地上的房屋属于私有，这从来没成为过问题；但耕地和从耕地“划拨”出来的房基地是集体财产，这也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耕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个法律规定不存在概念定义不清的问题，只有被曲解和违反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57万个村民委员会，辖265万个自然村。这57万个行政村就是我国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者，产权的法律地位非常清晰。

　　都“市场经济”了，我国为什么还拒绝国有也拒绝私有，坚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理由有五个。

　　第一，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构成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为非农土地国有，农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国家征用农地就必须给予农村人适当经济补偿，并担负起为失地农民安排未来生活的道义责任。这个责任，“公司”绝不愿承担，也绝不会比“国家”更有承担能力。公司随时可以关门“跑”掉，但国家“跑”不掉，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至少还有“找补”的对象。

　　第二，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构成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我国从南到北，从海岸到高山，加之历史变迁，农村各地人地之比差异巨大，不同的集体凝聚力也导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为农地集体所有，各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和弹性。正因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们认可的公平条件下出现了“承包专业户”。

　　第三，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色。农地私有，发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主体，失去了法律依据，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废除了集体这个“地主”，废除了集体权利，公平、道义、安全，就都没有了载体；连残疾人和五保户都没人照顾了。

　　第四，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权利”不是什么天然的东西，而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其实，购买一、两块“水系”上方的关键地块就能使临近农户就范，遑论今日之“公司”惯于雇佣黑社会势力威逼农民。就对“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集体远强与个体。政府一纸“村集体里所有户主签字同意”的规定，就使资本渗透的难度大为增加。

　　第五，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没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在恶劣的生产资料条件下，农村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甚至无法接受政府转交的城市“惠农”援助。风灾后的缅甸就是例证，冰灾震灾里的中国就是反证。非农地的国有，农地的集体所有，是工农联盟的两大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协调和领导“工农联盟”。没有了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乡村政府就必然被资本俘获，我们的共和国就不再是“人民”的共和国。

　　先剥夺乡镇企业，又削去集体“地主”的“财权”，直至削去村党支部的“政权”，削弱农村集体是中央政府上世纪末期的重大失误，致使农村基层政权溃败以至“灰色化”。基层不稳，天下大乱。向农地集体所有权下刀子不是“深入改革”，而是代表资本“自由”的利益去“闯（人民利益之）关”，革农民的命。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不是进一步削弱农村集体，而是党要夺回基层政权，巩固基层政权，加强集体所有制。只要中国共产党没有被资本俘获，所谓“新的土地革命”就不会发生，烽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也就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