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分级固然没错，全世界都有不同等级的城镇，但这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有着内在的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中国等级化的城镇体系，是由行政等级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格局。这种等级体系的实质是：资源随权力聚散，而不是由市场定价，这样的流动是以损害弱势地区的利益为基础的。

　　高等级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和等级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日新月异地完善着自己城市的基础设施，改善着本地居民的公共福利。而级别较低的城市，赖以为生的资源可能被剥夺，本应大力改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因地方财政薄弱也显得遥遥无期。京津和周边的城市差距，无疑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北京作为首都，依托行政权力，吸收着周边乃至全国的资源供给，留下的却是贫穷，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

　　行政等级化的城镇体系，与政绩考核体制纠结在一起，加剧了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不平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长、市委书记的晋升途径和城市的利益关系就变得紧密起来。一方面是政绩的利益，一个城市的发展好坏，可以作为政绩的最好体现；另一方面，高等级的行政官员一般都住在等级较高的城市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直接和官员的个人居住环境发生了关系。这使得资源和公共服务更倾向于向高等级的城市集中。

　　决定中国城市格局的三个基本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机制”打转。

　　1953年，联合国发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附表”，GDP是核心指标，此后，GDP受到部分经济学家追捧。在中国，GDP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GDP考核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仅仅是流量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贫富差距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环境是否可持续等。从拆迁矛盾到环境问题，从形象工程到群体事件，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既有GDP考核体制中找到制度根源。“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体制，鼓励官员只注重经济指标的片面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均衡发展；只盯着数字的增长，而忽视民生的幸福；只看到表面的光鲜，而忽视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城市也成了彰显政绩的舞台，大广场、大马路、大景观无处不在，非大不足以说明当政者的丰功伟绩，然而这样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新型城镇化，呼吁的是新的发展模式，展现的是新气象，不再是以往依靠基建投资驱动经济发展，不再是过去依靠大拆大建的表面城市化，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变革，尤其是政绩考核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行政等级化的城镇制度的变革，否则，新瓶装旧酒，缺乏制度变革，何来新型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