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镇化再度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舆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甚至引发股价和房价的波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市化路径最不一样的，就是从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向城市质量的提升。

　　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模式，主要依赖于“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政绩考核体制为中心，环绕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行政化的城镇等级制度，它们共同构建了现有的城市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也种下了城市问题的种种因果。

　　所谓城市化，无非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在没有任何限制人口迁徙的政策环境里，农民进城，或者是城市间人口迁徙的选择，只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政府无法干预他们的选择。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可以选择大城市，也可以选择中小城市，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和居住环境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然而，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对人口的限制。上世纪50年代末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目的是把农村人口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低价提供农产品，用以维持城市居民的低工资，确保国家通过获取剩余价值来完成工业化积累。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仅仅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也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户籍制度分配土地和福利，限制了农村村庄之间的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得名义城市化率和实际城市化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的名义城市化率达到51.3%，但实际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这16%的差距，是生活在城镇里的“半城市化人”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差距。城市化，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而半城市化，是这部分人在生活和消费等方面都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也难以拉动消费和内需。

　　与户籍制度相呼应的是，土地制度也是决定现有城市格局的关键制度。

　　城市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土地，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路径，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土地(政府征收土地的成本是低廉的)基础上的粗放扩张。

　　2001年，我国开始实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收购储备机构成为了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应者。在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之外，还辅之以“招拍挂”，以及“价高者得”的参与规则，使政府成为土地市场的垄断供应者，保证了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出让收益的最大受益者，也使得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除了卖地卖房别无发展路径。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城市规模不断摊大饼式的扩张，城市化质量却乏善可陈的主要原因。

　　这种低成本的粗放扩张，是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农民付出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利益，征地冲突不断，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实际上可出让的土地是有限的，一个城市的扩张也有边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为切入点，遏制城市的粗放扩张。

　　简单来说，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价格，要让土地收益更多地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城镇化推进的成本，逼迫各地放慢推进城镇化的速度，从而更加注重土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外，农民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拿到更多财产收益，既可以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城镇化的质量。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处在“后土地经济”时代。各地方政府需要看到，土地不仅是商品，可以拿来买卖，土地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更是宝贵的资产，需要用心经营，使之增值。在经营土地方面，除了盖房子，地方政府需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下工夫，推动资产价值提升，并从中开辟新的地方财源，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外，行政等级化的城镇化体系，也在扩大城乡差距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方面推波助澜。城镇化与城市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却决定了资源和政策的不同投向。中国的城市是等级化的金字塔型结构，从行政级别而言，市可以管县，县可以管镇，镇可以管乡……上下级城市间存在着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管理和分配的关系，使得资源和资金可以更多地流向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