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账本、医疗账本以及物价上涨引起的日常生活账本日益沉重，影响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带给农民的好处。

　　辽宁西北部科尔沁沙漠南缘的阜新市彰武县的乡村学校撤点并校以后，该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村民马义的孙女每天要乘坐校车从北甸子村辗转到7公里外的阿尔乡读书，“把学校集中到乡镇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做家长的很高兴。可是多出来的这些费用真让人犯难，孙女的交通费用和饭钱，至少相当于5亩地的收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后，《掺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河南、浙江、辽宁等地采访时了解到，随着近年来中央取消农业税和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出台，农民普遍反映涉农乱收费、惠农补贴发放中乱收代扣问题大量减少，传统的“义务性”农民负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记者同时也发现，由于农村公共服务未能完全到位，加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农民的教育账本、医疗账本以及物价上涨引起的日常生活账本日益沉重，削减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带给农民的好处，值得引起重视。

　　上学费用超过年收入1/3

　　辽宁阜新市彰武县西六乡新屯子村村民鄢德志，家里有40亩地，夫妻俩每年靠种地收入两三万元。但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孩子要到距本村近10公里的西六乡中学上学，每个月要收取130元的车费，“一月130元，一年就是一千多元，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吃饭的伙食费5元，这两笔开支一年就达到3000多元。再加上购买一些教辅材料和日常生活费用，每年最少也得7000元。”这意味着，供一个孩子上学每年的费用就超过他家全部收入的1/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鄢德志的账本并非孤例，在一些农村地区，子女抚养教育费用占家庭日常开支的比例较高。

　　在浙江农村，大量外来打工者子女随迁就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浙江台州市制造业发达，外来农民工集中，当地的公办学校未能完全满足大量随迁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因此拥有大量至今未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审批的民工子弟学校。

　　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的光明学校便是其中一所。光明学校校长张兴良告诉记者，我们这些“黑校”的学生无法得到义务教育教材费减免，无法享受减免每生每学期110元的杂费和作业本费，无法享受每生每学期175元的营养餐工程补贴，因此学校每学期须支付校车费20万元、教职员工工资15万元、书本费3.5万元、房租6万元，这些费用都要由学生支付，“全校500多名农民工子弟，每个孩子每学期学费加保险收660元，如果吃饭加乘车，每学期收1000元。”

　　环境恶化增加医疗支出

　　在浙江湖州德清，村民蒋丽娟的女儿只有5岁，前段时间刚刚因支气管炎住院，花了1000多元医疗费。“在我们村里，很多小孩有支气管炎”，蒋丽娟告诉记者，村子附近有一家化工企业。

　　“平时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因为实在太臭了。我孙子小帆7岁，平时身体很差，经常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他有支气管炎，已经花了好几千块钱了。”农民张水英说，自己所住的房子就在河边，距离化工厂不到100米。

　　本刊记者在浙江采访发现，目前浙江的农村合作医疗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民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医疗账本”中非基本、非日常的医疗费用支出却逐年攀升，落后产能进村、“垃圾下乡”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在浙江的湖州、台州，去年都曾发生蓄电池企业铅尘污染导致大量村民严重血铅超标事件。本刊记者在河南开封附近农村看到，许多地方的工业化还处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水平，大量小冶炼企业与村庄、农田仅一墙之隔，冶炼废水严重污染土壤和农作物。

　　河南省息县彭店乡农民、著名种粮大户柳学友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他的儿子生病住院，先后花掉4000多元，合报销只有1000多元。柳学友说，合报销比例说是70%，但主要集中在药费上，住院费、检查费基本报不了。现在农民生个小病还可以应付，一旦得了重病大病，压力就很大。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西六乡新屯子村65岁的农民徐长江告诉记者：“前不久治白内障花了10685.16元，虽然政府能报销一部分，但自己还得负担7000多元。”徐长江的儿女在外地打工，自己和老伴一起种了40亩玉米和花生。“去年种地收成好，一年毛收入有3万多元。但是自己的一场病和老伴的一次手术几乎花掉全部收入的一半，去掉吃穿用，剩不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