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受益权。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的目的，从国家层面来说，是要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率，发展规模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速度，而更重要的是基于农民利益的考虑，要发展现代农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外来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只有让农民分享到了发展带来的成果，才是农民主体地位的保障。因此，土地流转政策的宗旨，以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还有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都是基于此考虑，要维护农民主体的受益权。

　　2.土地流转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

　　(1)土地权利的认知不足。权利认知是农民行使维权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中权利的认知，主要是指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决策权及其与土地有关的涉及自身利益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与认识。由于相关的制度、法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调整频繁，以及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导致农民对享有的土地权利认知不全，由此才给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一些侵农、损农事件预留了空间，包括各种土地纠纷、违法违规征地等等，影响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正如秦晖教授所言:“地权归农之所以难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弱势，发言权太小，因而有利于他们的制度安排往往难以实现，不利于他们的安排往往难以取消”。?

　　(2)大多农民的恋土情节。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土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情节，这种情节促使着农民为了土地去参加革命，为了土地不惜牺牲生命，其思想的症结在于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保障，就有了生活依靠，“土地就是咱农民的命根子”。直至今天，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化步伐的踏出，依然有一些农民，特别是老农，恋土情节可谓根深蒂固。对土地过于依赖，滞缓着土地流转的进程，即使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出的情况下，土地流转现象并不明显，而抛荒、撂荒现象却到处可见，因为他们担心土地流转转包出去之后，一旦某一天自己在城市呆不下去了，就会无生活依靠，但如果不转包、出租，土地还可作为最后的防线，种地谋生。

　　(3)熟人社会的信任怪圈。我国农村社会一直沿袭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农户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单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基层社会的本色为乡土性。“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流动性，主要表现在：(1)乡土社会的人谋生方式凝固、单一，除了种植业不知有别的利用土地的方式；(2)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甚微；(3)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珍视泥土。这种不流动性造成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而对内则是人皆共享的“熟悉”。因此，最初土地流转多发生于“熟人社会”内部，基于农民之间熟悉而产生的信任，相信流转土地之后，当再回到农村需要依靠土地生存、生活时，也能顺利“回归”手中。这也是当前土地流转大多还处于自发、无序阶段，流转主要在邻里、亲戚和本村成员间自发进行，流转多为口头的委托约定，不签订流转合同，流转期限短，多数流转价格偏低，甚至是零价格无偿转让等的原因。

　　(4)信息渠道的残缺不全。农村社会的相对封闭性，即使在今天，城市化、社会化的逐步蔓延而至，农民了解、认知外部信息的渠道依然相当有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想出让土地的农民，却找不到受让方；而想承包土地的农民，又找不到转让土地者，造成了双方供需的不平衡，这都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还有农民对于市场信息了解不全，无法掌握流转土地的价格，以及流转土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坚守什么样的法律等等的信息，农民知晓的渠道都非常有限，给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成长形成了阻隔，迫切要求改变这一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