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加强。近几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草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修订了草原法。国务院颁布了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和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批准了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编制的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都对草原生态修复及保护作出了规定。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了所有牧区草原。国务院出台的促进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文件中,向牧区、向草原倾斜的政策十分明确。

　　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有了重大进展。全国划定基本草原9.3亿亩,禁牧休牧轮牧草原面积10.2亿亩,建设退牧还草工程围栏7.8亿亩,补播改良重度退化草原1.9亿亩。草原生产经营、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责任主体更加明确,全国累计承包草原33亿亩,占全国可利用草原的66%;牧区承包草原27亿亩,占牧区可利用草原的90%。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已经建立,从今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0多亿元,对禁牧、实现草畜平衡、牧民生产、牧区教育发展和牧民培训等四个方面进行补助激励。牧区草原生态恶化势头已开始减缓,局部草原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牧民生计得到改善。2000年至2009年,跟自己比,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8倍,尽管绝对数低,但超过了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牧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助、五保供养为重点的社会综合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国家启动了游牧民定居工程,17.8万户、超过40%的游牧民实现了定居,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牧区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2000年至2009年,牧区生产总值增长3.3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5.2倍,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二、三产业比重从64%提高到80%以上。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我国草原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势头虽然得到一定遏制,但草原生态“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草原生态资源和生态价值受到破坏,草原退化、沙化加剧,湿地面积萎缩,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总体看,草原生态建设治理的力度,没有破坏的力度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大自然、老天爷的问题,也在于我们的历史基础和现有国力的限制。就主观而言,主要有认识不高、经营方式落后、投入不足、监管不力等问题。

　　对草原建设和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高,确有我们从上而下,对草原生态建设,对草原的可持续、科学发展,对牧区民生存在着考虑谋划不周的问题,存在着重农轻牧、重林轻草的倾向,没有把草原与耕地一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加强草原建设和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这种认识的提高是要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是需要过程的。

　　发展方式的不科学。除气候因素外,各地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对草原资源的掠夺式经营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其中,超载过牧、滥垦滥挖的原因占56%以上。有的利用草地进行耕地的占补平衡,盲目开垦草原,有的利用草原招商引资上各类工程项目和矿藏开采。同时,受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技能水平限制,草原牧区生产经营方式依然单一、粗放,牧民增收主要靠增加牲畜饲养量,很难摆脱“人口增长-牲畜扩增-草原退化-效益低下-牧民增收难”的状况。

　　对草原的投入相对不足。近十年来,我国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资金约1万亿元,用于草原的累计约240亿元,仅占2.4%。据测算,2005-2009年,畜牧业方面补贴148亿元,但仅有10%补给牧区半牧区;5年间农民人均获得补贴500元,牧民为326元(今年开始这一情况将可以改变)。此外,草原牧区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成本高,实施禁牧休牧后,牧民饲养成本相对增加,休牧期牲畜的体重、畜产品品质下降,牧民收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这些都是牧民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

　　草原监管和技术推广力量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现行草原法中,对违法开垦、占用和破坏草原等行为没有具体的处罚标准,难以追究刑事责任;与草原法相配套的基本草原保护管理办法至今尚未出台,影响了相关制度、政策措施的落实。同时,从国家到地方,草原执法、行政管理、技术推广机构的设置与人员编制都与草原越来越需要得到更加重视的地位不太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