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将资源约束列为头号因素。实际上，如果把水土资源作为总体来看待，因其多样性、弹性和可转换性实际上并不那么令人恐怖，它的约束性常常是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朝鲜。朝鲜饥荒并非是由于治理不当，而是朝鲜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恶性依赖。这种方式依赖于工业技术、机械农具、石油化肥及杀虫剂，它使得朝鲜上世纪80%年代即实现70%城市化和粮食自给，但因苏联解体，而断掉了上述生产资料来源，以此酿祸。

　　这种模式，就是美国发动的著名的“绿色革命”，它把人类从1970年代的粮食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它也形成了严重后果，并在今天遭遇了严重挑战。如果太阳活动令周期确立的话，它可能将酿制一场极其深远的灾难。

　　1970年代粮食危机的升级

　　从外表来看，本轮危机与1970年代(1972-1979年)的粮食危机极其相似。

　　经济大背景上，石油价格暴涨，1973年“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瓦解，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与衰退，引发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长达20多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这个著名的滞涨年代，同样有着连续几年的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现存有万余座水库就是建于1970年代的抗旱运动——世界粮食歉收，出口萎缩，传统的循环耕作方式中，耕地面积的扩大远远及不上粮食需求增长。恰好，当时的苏联出人意料进入世界粮食场，引发紧张局面，两极冷战形成的贸易壁垒又推高了交易成本。这一时期处于太阳黑子极活跃年代。

　　这已经构成了整个农业和粮食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全部要件。上述要素之间绝非偶然的历史关系，而是环环相扣。

　　工业化过热发展导致工业品供给过剩和农业资源的不足，一面导致经济危机和货币体系危机，一面被密集的自然灾害中加剧通胀，最终把经济推入长周期紧缩。

　　本轮粮食危机的货币体系和经济危机背景自然明了，其原因与上世纪70年代无本质区别。同样是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降低到18%左右的历史底部。同样在2007-2008年，发生席卷全球的粮食暴动。

　　同样引起大规模贸易壁垒，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麦的出口， 从而关闭了全球小麦市场的三分之一；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 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数出口国， 主要是泰国和美国。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通胀。

　　的主要不同在于根源，一是引发农业资源危机的生产方式不同，二是太阳活动周期不同。

　　70年代粮食危机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着力单位产量，在日本先后培育成功了高产矮杆小麦和稻谷，随后迅速推广到美国、墨西哥产业化生产，并迅速荡平亚洲地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使用的工业杂交种子。

　　这种种子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实现了玉米、水稻和小麦平均产量两倍以上的增长，极大满足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史称“绿色革命”。

　　但是这一方式对能耗和水资源的需求成倍增加。如在美国生产一吨玉米需要160升油(包括运输、机械、化肥、农药等等)，而在墨西哥， 农民用传统的方法生产同样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单位产出的耗水量一般是农户生产方式的5-10倍。本质上，这是一种能源投入型生产方式。这反过来又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和水资源枯竭。2005年， 能源开支占美国农业生产总成本的16%还多， 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于燃料， 包括电力， 三分之二间接地用于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农业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许多灌溉系统60%以上的水被浪费。在“绿色革命”的核心区印度中央平原和中国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已遭到严重损毁。

　　而且，长期频繁的灌溉和农药使得土质大幅下降，这使得单位产量的能耗成本进一步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在水土资源贫瘠的东亚地区更为严重。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粮食经济学家布劳恩指出，“农业生产增长率大致维持在每年1.2%左右，但是这一增长率却无法赶上人口增长和由此而来的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这是问题的根源，跟中国投资驱动与滥发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道理。

　　变本加厉的是，小布什2005年出炉的《生物能源法》。也就是说用石油种玉米，再用玉米变燃油，这本质上是逆自然而行，但却赤裸裸撕开了农业与石油的寄存关系，彻底打通了粮食与金融市场的通道。即便仍然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能耗成本，美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依然培育了掌握全球玉米、大豆、棉花、小麦、豆油、食用油、工业种子定价权的四大粮商。这是70年代粮食危机所未有的局面，因而加剧了本轮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