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冯勇，1977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打工10多年，从一线工人做到厂长，再自己创业。东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他的梦想仍然是赚到钱后回老家，和父母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

　　扎根广东对工作不挑剔

　　湖南人冯勇打工十多年，从一线工人做到厂长，开始创业，家庭稳定对他最重要

　　◎“70后”：“只要父母或者孩子有任何闪失，这边的所有事情都会放下”，冯勇想把孩子接到东莞来上学，但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上不起，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成，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我们这代人在农村成长，当时社会发展没这么快，出来闯荡时，都怀揣着一个勤劳致富的梦”，冯勇说。

　　“到东莞第一天，我背着一个黑色的编织袋走在街上，‘站住！’几个穿着制服但又不是警察的人，骑着摩托叫住我，要查身份证、暂住证，没有的话，要么就被带走，要么交50元”。

　　“到东莞第一个月，工资才拿了7块钱”，这一段经历，冯勇讲得最多。

　　工厂后生仔多，70后是中坚力量

　　2003年2月的最后一天，他进入一家家具厂做普工，每天工资12元。2月的工资4月份才能发。车间里喝水一月收10元，虽然2月份只做一天，但仍然扣了5元的水费，这样他就只拿到7块钱工资。

　　在东莞很多工厂里，年轻打工仔越来越多，但30―40岁的“70后”仍然是中坚力量。据统计，这一群体占到企业用人总数的近60%，是企业名副其实的“稳定器”。

　　以冯勇为代表，“70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脚踏实地能吃苦。步入中年后，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他们对工作不会太挑剔，往往也掌握了娴熟的技术，在工厂里有了一定地位，不会轻易选择离开。

　　“只要帮助解决好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冯勇说。

　　合伙开包装厂尝试创业

　　虽然第一个月只拿了7块钱，但在这个家具厂，冯勇很快发现自己的木工手艺派上了用场。最初每天12元，两年后涨到了23元，加上底薪，一个月超过1500元，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普工，但冯勇选择离开，“看到组长工资有2000元，很不服气，想换个厂做组长”。

　　他到东莞樟木头镇进了一家礼品公司，如愿以偿成为木工组长，1300元的底薪，因为没有组长经验，他是全厂组长中收入最低的。组长这个职位，他又做了3年。3年中，他从来不找老板加工资，都是老板主动给他涨。离开时，他月薪3300元，又是全厂最高的。

　　在当厂长之余，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小的包装厂，渐渐试水“创业”。电视里的创业节目，他也想去试试，说不定有老板愿意投资，“我以技术入股，绝对有希望”。

　　虽然踌躇满志，冯勇却说自己没有大多数创业者应有的“大胆”。他从未想过贷款，“不能抵押上房子，那是父母和儿子的栖身之所”。

　　先求安稳再想赚钱

　　对于身负责任的“70后”而言，家庭的稳定压倒一切。先求安稳，再想赚钱成为很多人的信条。

　　5月，冯勇的小厂很不景气，休息了整整一个月。6月，零星有订单，仍然不见大的起色。“这么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第一个月不赚钱还撑得住，如果第二个月还赚不到钱，晚上觉都睡不着”，冯勇说，对打工仔来说，风平浪静才能生存。

　　大家一起吃饭时，冯勇总会带上10岁的儿子。儿子很调皮，学习也一般，这让他很头疼。

　　在很多企业中，最舍不得买高档手机的是“70后”，但最看重手机的也是他们。冯勇的手机从不离身，他说365天24小时不关机，因为这是他与老家联系的唯一纽带。

　　“只要父母或者孩子有任何闪失，这边的所有事情都会放下”，冯勇想把孩子接到东莞来上学，但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上不起，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成，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人物档案：黄兵，1985年出生，四川资阳人。打工6年，他始终同样的打扮：皮鞋、西裤和衬衫，这让他在工友中显得很另类。6年前刚到东莞时，他设定一个“5年目标”――创业留在东莞。现在6年都过去了，目标还只是目标。

　　频繁跳槽只为找机遇

　　四川人黄兵想在东莞创业的理想未能实现，决定再打工三年，再不行就“永久回家”

　　◎“80后”：黄兵总喜欢一个人站在窗前。他说，有时候是在想家，有时候是在想怎样“开拓商机”。其实，他早就开始在阿里巴巴上接单做生意，和一个朋友合作有了小小加工作坊。但常常做完一个单后，半年都没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