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冯勇，1977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打工10多年，从一线工人做到厂长，再自己创业。东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但他的梦想仍然是赚到钱后回老家，和父母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
扎根广东对工作不挑剔
湖南人冯勇打工十多年，从一线工人做到厂长，开始创业，家庭稳定对他最重要
◎“70后”：“只要父母或者孩子有任何闪失，这边的所有事情都会放下”，冯勇想把孩子接到东莞来上学，但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上不起，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成，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我们这代人在农村成长，当时社会发展没这么快，出来闯荡时，都怀揣着一个勤劳致富的梦”，冯勇说。
“到东莞第一天，我背着一个黑色的编织袋走在街上，‘站住！’几个穿着制服但又不是警察的人，骑着摩托叫住我，要查身份证、暂住证，没有的话，要么就被带走，要么交50元”。
“到东莞第一个月，工资才拿了7块钱”，这一段经历，冯勇讲得最多。
工厂后生仔多，70后是中坚力量
2003年2月的最后一天，他进入一家家具厂做普工，每天工资12元。2月的工资4月份才能发。车间里喝水一月收10元，虽然2月份只做一天，但仍然扣了5元的水费，这样他就只拿到7块钱工资。
在东莞很多工厂里，年轻打工仔越来越多，但30―40岁的“70后”仍然是中坚力量。据统计，这一群体占到企业用人总数的近60%，是企业名副其实的“稳定器”。
以冯勇为代表，“70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脚踏实地能吃苦。步入中年后，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他们对工作不会太挑剔，往往也掌握了娴熟的技术，在工厂里有了一定地位，不会轻易选择离开。
“只要帮助解决好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冯勇说。
合伙开包装厂尝试创业
虽然第一个月只拿了7块钱，但在这个家具厂，冯勇很快发现自己的木工手艺派上了用场。最初每天12元，两年后涨到了23元，加上底薪，一个月超过1500元，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普工，但冯勇选择离开，“看到组长工资有2000元，很不服气，想换个厂做组长”。
他到东莞樟木头镇进了一家礼品公司，如愿以偿成为木工组长，1300元的底薪，因为没有组长经验，他是全厂组长中收入最低的。组长这个职位，他又做了3年。3年中，他从来不找老板加工资，都是老板主动给他涨。离开时，他月薪3300元，又是全厂最高的。
在当厂长之余，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小的包装厂，渐渐试水“创业”。电视里的创业节目，他也想去试试，说不定有老板愿意投资，“我以技术入股，绝对有希望”。
虽然踌躇满志，冯勇却说自己没有大多数创业者应有的“大胆”。他从未想过贷款，“不能抵押上房子，那是父母和儿子的栖身之所”。
先求安稳再想赚钱
对于身负责任的“70后”而言，家庭的稳定压倒一切。先求安稳，再想赚钱成为很多人的信条。
5月，冯勇的小厂很不景气，休息了整整一个月。6月，零星有订单，仍然不见大的起色。“这么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第一个月不赚钱还撑得住，如果第二个月还赚不到钱，晚上觉都睡不着”，冯勇说，对打工仔来说，风平浪静才能生存。
大家一起吃饭时，冯勇总会带上10岁的儿子。儿子很调皮，学习也一般，这让他很头疼。
在很多企业中，最舍不得买高档手机的是“70后”，但最看重手机的也是他们。冯勇的手机从不离身，他说365天24小时不关机，因为这是他与老家联系的唯一纽带。
“只要父母或者孩子有任何闪失，这边的所有事情都会放下”，冯勇想把孩子接到东莞来上学，但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上不起，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成，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人物档案：黄兵，1985年出生，四川资阳人。打工6年，他始终同样的打扮：皮鞋、西裤和衬衫，这让他在工友中显得很另类。6年前刚到东莞时，他设定一个“5年目标”――创业留在东莞。现在6年都过去了，目标还只是目标。
频繁跳槽只为找机遇
四川人黄兵想在东莞创业的理想未能实现，决定再打工三年，再不行就“永久回家”
◎“80后”：黄兵总喜欢一个人站在窗前。他说，有时候是在想家，有时候是在想怎样“开拓商机”。其实，他早就开始在阿里巴巴上接单做生意，和一个朋友合作有了小小加工作坊。但常常做完一个单后，半年都没动静。
7月17日中午12点，木器厂房里，26岁的黄兵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瞅了一眼，又赶紧塞回去。老板说，有一批货要赶工，今天要“直落”，比往常延长一个小时，也就是到12点30分下班。别的工人都在叫苦，黄兵没作声。
他的活叫“接料”，将平刨机推出来的木头，3块一组地堆放到墙角。这是他上班的第二天。
进厂只是赚生活费
每搬完一次木头，他就看看自己的手，避免被木屑刮伤。尽管加倍小心，左手食指还是在堆放木头时被夹到了，起了一小块淤血。有人关掉了电闸，机器声停止了。将打扫完的木屑装到尼龙袋里，拍拍身上的木屑和灰尘，他和工友走出厂房。
在院里的水龙头下冲洗了几分钟，黄兵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玩手机。不管上不上班，他都是固定的穿着：皮鞋、西裤和衬衫。
厂里的工作“又脏又累又辛苦”，每天站立12个小时，干完活全身都是木屑，一天下来手臂酸痛难耐，但打工6年的他，对此习以为常。虽然觉得辛苦，但他很少抱怨。
彼此熟悉后，他告诉我，进厂只是赚生活费，不管哪个厂都差不多，不是身体累就是心累，但再怎么不好，总有饭吃，有地方住，不至于流落街头。
“跟大厂相比，这里自由些，老板很好说话，上班累了可以出去透透气，休息几分钟，工作也不枯燥；下班前半个小时可以用电饭煲煮饭，节约时间”，他说，每个月的工资在2400元左右，由于住在厂里，不用支付房租和水电费，除去生活费，一般能剩下1500―1800元。
要留在城市就得创业
“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在东莞扎根不实际，现在生活费用那么高，一个炒粉都要5元，抽包烟得10元，大部分人每月工资花得光光的”，黄兵说，身边有很多朋友总喜欢“吹牛”，要留在城市，扎根东莞，但该旷工照样旷工，也不存钱，“也许他们只是说着玩的”。
“80后”在很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在20%―30%，流动性较大。他们比父辈受到更多的教育，在没有定下心来之前，会选择频繁跳槽换工作，努力找到觉得满意的工作，或者他们眼中的“机会”。
像黄兵这样的“80后”农民工，现在正是谈婚论嫁、结婚生子的年纪，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对他们影响颇深，经常把“成功”挂在嘴边，但却很少有人想在工厂里寻求成功。食宿、加班带来的有限工资已经很难吸引他们，适应他们特点的企业环境和发展前景，他们尤为看重。
黄兵总喜欢一个人站在窗前。他说，有时候是在想家，有时候是在想怎样“开拓商机”。当“平台”、“机遇”、“融资”这些词从他嘴里蹦出来时，我有点吃惊。其实，他早就开始在阿里巴巴网上接单做生意，和一个朋友合作有了小小加工作坊。但常常做完一个单后，半年都没动静。因此，仍然要进厂：没了生活费，得做工赚点钱养活自己。
2005年离开家时，黄兵立了一个5年目标，想在东莞扎根。最初也没想清楚通过什么途径，“现在我知道了，只有在这里创业，赚到人民币后，才可能留下来”。去年，5年目标到期，目标还只是目标，黄兵颇为无奈，因为“太多因素不受自己控制”。
我辞工离开东莞前，黄兵和我说，他再给自己3年时间，如果不行就回家，回家了就不会再出来，“不敢说很有信心，只是抱着一点希望”。
◎人物档案：彭华，1990年出生于重庆某偏远农村。“顺其自然”是他的口头禅。现在的老板是他曾经的工友，出来打工8年多，他仍是“半月光族”。在网上看中一辆近20万元的跑车，买得起这辆跑车是他现在的梦想。
重庆人彭华打工8年多仍是“半月光族”，现在的梦想是买一辆20万的跑车
回家不种田怕晒太阳
◎“90后”：彭华是工友里和父母联系得比较多的一位，每隔一两天会打一次电话。慢慢地我发现了规律，如果他打电话不避开大家，就是聊聊家常；如果要躲起来打，就是找老妈撒娇要钱，少的时候要四五百，多的时候要上千元。
我是在一次消夜中认识他的。当时，他夹着一双人字拖鞋，牛仔裤腿剪得参差不齐，洗得发白。消夜没吃完，他就离开了，“在网上聊的那个妞儿，今晚要去我那里睡”。
他离开后，工友们一直在讲彭华的段子，好几个年纪比他更小的工友，提起彭华时，语气中满是羡慕――在工友中他以“花心”出名。
留守儿童变打工仔
几次吃饭后，我和他熟了起来。
“工友间吃吃喝喝，保持了关系，也产生了距离”，彭华说，今天坐在一起吃饭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辞工了，还不如找女朋友合算。
打工的日子，除了厂房就是宿舍，很多“90后”工友都以找到女朋友或男朋友为目标，QQ成了最好的交流工具，一个在宿舍沉默寡言的人，有可能在网上摇身一变，出奇的活跃。
年轻工友聚在一起时，最爱“攀比”的内容之一是当年自己怎么不会读书，大家会说出个位数字的成绩，然后，笑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与父母也许一年才见一面。外面的世界就是过年时父母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和新鲜玩意。
彭华说，上小学时成绩都是60分以上，进了初中就只能是30分以下了。越读越没意思，心早就飞走了，想去打工，想去看外面的世界。
当时，他才13岁。家人用竹条“像赶猪一样”把他赶到学校，“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跑，在外面闲逛”，村里池塘多，家人又怕他趁机去游泳出意外，最后只能让他呆在家中。
不服输却总眼高手低
16岁，他开始工作了。
两年下来，镇上大一点的厂，他全做过。但每一个厂呆的时间都没超过两个月。后来，去一个厂见工，拿出身份证时，厂方一查资料发现他在这里做过并无故旷工消失，不允许他再进厂。
在父母身边时间长了，他又觉得不自由。一天晚上和几个老乡一合计，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包坐火车到了深圳。在广东第一份工作是“帮人看场子”，每天接触两样东西：摇头丸和骰子。
工资虽然高，但每天战战兢兢，彭华辞工转战东莞。没做几个月，想爸妈，他又回到福建。
老妈气得哭了，但最后还是把他介绍到一家工资很高却很辛苦的工厂，工友都说这么辛苦肯定做不了多久。“我心里不服气，暗下决心至少要做两年”，彭华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最后不到半年，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离开。当初的工友笑他，他虽心虚嘴上却不示弱，“这么累的工作你们也做，真傻”。
这一次辞工后，今年初他又到了东莞，但现在却又想回福建，“在这边没人管，生活太自由了，存不了钱，整个人状态也不好”。
彭华是工友里和父母联系得比较多的一位，每隔一两天会打一次电话。慢慢地我发现了规律，如果他打电话不避开大家，就是聊聊家常；如果要躲起来打，就是找老妈撒娇要钱，少的时候要四五百，多的时候要上千元。
不进大厂因为管理太严格
彭华现在只进小厂，不进大厂。大厂管理太严格，这里要扣钱，那里要罚款，吃不消。现在这份工作，每天8点上班，彭华7：55分起床，习惯性迟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定了两个闹钟，一个7点25分，此时他踢醒同屋的表弟，把自己的工卡扔给他帮忙打卡，自己再多睡半个小时。
“90后”是企业中流动性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刚踏入社会，接触学校里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最初他们或许会努力学好一门手艺，不过随着打工经验的增加，他们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多，但更多是关注眼下，很容易被批评为“眼高手低”。
一个喝了酒的夜晚，彭华告诉我，他要先在老家买房，然后回家搞养殖。种田做不来，锄头都没摸过，也怕晒太阳。看电视里很多人养殖赚了钱，“钱来得快，又不会很累”。
在老家买房要10多万，“今年是攒不到钱了，明天再来攒”，他说今年都过去了这么久，一分钱也没存下，不能给下半年太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