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状态调查

　　编者按：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与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不同，他们失去了土地，拥有了城市户籍和住房，他们是新市民群体。

　　本期专题将聚焦这个新市民群体，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命题，调查新市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求解新市民融入城市的办法，探索创新城市服务与管理的路径。(《半月谈》2011年第13期)

　　低保障、忧未来：胡杏云的“半城市化”生活

　　如果没有拆迁，胡杏云的乡村生活算得上优越。作为安徽池州市梅龙镇的乡村医生，她有技术，与他人合伙开了一间诊所，并被纳入合的定点医疗点，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菲。对稳定富裕的生活，胡杏云充满信心。然而，快速来临的城市化改变了胡杏云和乡亲们的生活。

　　一年前，胡杏云所在镇要建立新产业城，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按照补偿安置协议，她家的土地补偿加上房屋拆迁补偿总共获得了18万余元。而购买两套新房需支付7万元，缴纳养老保险需1万余元，剩下的10万余元对胡杏云来说是“最后身家”。

　　在胡杏云的村子里，许多村民和她一样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没有一线大城市郊区优厚的补偿，胡杏云和乡亲们很难成为“拆迁富”，而低保障和低补偿，更让他们陷入城市化的焦虑中。

　　“这些钱将来装修完房子之后估计所剩无几了。”胡杏云说，我们顶多只能算半个城里人，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期待，反倒担忧很多。前半辈子享有的土地、宅基地、诊所等资产转瞬即逝，换来的一点货币补偿将来只够补贴到装修房子中。地方政府给的保障只是最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且对她而言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才生效，中间十几年的生活靠什么，她深感不安。胡杏云说，现在没了诊所，她只能赋闲在家。全家只靠丈夫每月15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

　　这几天胡杏云又多了一件烦心事，刚刚解决了户籍问题，读高三原本准备考艺术专业的儿子，考虑到家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死活不愿意再花费家里的积蓄读书。“孩子很懂事，进城上学本就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思，但是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如果他不去念书长出息，我们改变半城市化命运的过程可能更漫长。所以，我们再苦也要找好老师给孩子补课，让孩子有机会去读好学校。只要他能考得好，我们也想办法去找找关系。”胡杏云说。

　　高支出、低收入：能人王勤国的“吃老本”生活

　　王勤国，55岁，原武汉市江夏区周店村农民，2004年搬进了武汉市南湖社区，成为进城的新市民。

　　王勤国被村里人称为能人，早年当过生产队长，开过手扶拖拉机跑生意，后来承包了村集体80亩鱼塘，搞起了养殖和农家乐，年收入近20万元，日子过得很红火，成为十里八乡羡慕的对象。地被征后，他一家洗脚进城，按照当时的政策，全家获得了3套安置房和17万元现金，老两口还办了医保和社保，60岁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一线大城市郊区不错的补偿让王勤国十分高兴，当年他就给两个儿子举办了婚礼，全家人都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

　　然而渐渐地，他发现城市新生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

　　住在三室两厅1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王勤国的心情颇为复杂。形式上看，他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高楼，成了社区居民，甚至居住条件优于一些城市居民。可是，就像他至今都没有拿到这安置房的房产证一样，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让他总欠缺一些安全感。

　　原来，土地被征收后，两个儿子只好买了两辆无牌照的“黑卡车”，给建设工地拉土石方，每个月每人赚1000多块钱，两个儿媳妇则在超市做临时工。全家每月总收入不超过5000元，但城市生活的开支却越来越大。

　　王勤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4个人每月缴纳社保医保费1950元；三套房子的垃圾、水电、煤气费共400元；两个孙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每月接近2000元；还有6个大人每月的生活费2000元。粗略计算每个月开支超过7000元。

　　“本以为进城不种田可以享福了，可谁知道还得靠‘吃老本’生存。”王勤国说，为了补贴家用，他去年开始来到汉川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个月挣1000多元。“有了这点钱，两个孙子到我这来，买点饮料小吃我也能供得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