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力培养和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

　　在家庭经营基本制度下，要通过发展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组织化的程度。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但是这些市场主体规模小，实力弱，特别是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比较低，下一步要把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要通过培训、扶持等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要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

　　三、大力提升农业的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支持农产品的营销促销，符合WTO的规则，在这方面政府的空间和余地还是很大的。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推动这件事情需要从几方面入手。

　　第一，要促进产销的对接，特别是在发生买难卖难的情况下，更要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

　　第二，加强预警服务，关键是掌握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和价格变化状况。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各个方面掌握得比较全面，主要问题在生产信息上。生产了多少，何时上市没有完全解决。在价格信息上，消费价格信息清楚，产地的价格信息不清楚，老百姓卖给经销商卖了多少钱不清楚，这些都需要建立系统的信息收集网络来解决好市场预警的问题。

　　第三，要推进品牌的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区域性公共品牌的建设。

　　第四，努力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的合理水平。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取向应该是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的合理水平，生产者要过得去，消费者也要过得去。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防止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之，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是在产销高度分散、经营主体小的一种状况下起步的，时间比较短，投入也比较少，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也不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很好研究的问题。

　　韩俊：

　　市民权利不能用土地权利交换

　　○四个融入：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农民怎么变为市民是中国社会转型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去年我们对重庆等六个城市做了细致调研，同时在全国20个城市对7000多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收回有效问卷6000多份。

　　这项调研有很多发现。第一，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第二，绝大多数农民工到城镇后已不从事农业劳动；第三，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绝大多数农民工表示，即使不放开户口制度，他们也要在城里留下来；第四，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和就业地点高度重合。

　　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待遇偏低。因为这几年租房成本提高，食品价格上涨，各种生活费用都在提高，工资相对于生活费用增长缓慢。

　　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城市低保没有把农民工纳入进来，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是没有参加主要的社会保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度也比较低。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以放弃农村承包的土地、林地、草原和宅基地为代价来换取城市户口。

　　根据这些调查，我们形成了一些判断：

　　第一、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由沿海向内地扩散。说明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初步判断到“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还要提高。

　　第二，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被终结。第一代农民工，可称之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既没种过地，也没回过老家，很多人很反感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