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产监管部门专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孔雀石绿被国家严令禁止在水产养殖中使用，但长期以来，仍有水产养殖户把孔雀石绿当作治疗鱼类肤霉病等病的“特效药”。把硝基呋喃类抗生素添加在饲料中喂鱼，防止鱼池或网箱中细菌传染和刺激水产生长。而甲醛溶液(福尔马林)被用来治鱼病，则有很长的历史。

　　兽药、人药鱼也照吃

　　业界人士透露，我国水产养殖领域一些因为安全性等问题被列为养殖鱼类不能添加的药物，却在以兽药名义“曲线”进入水产养殖生产环节。一些存在毒副作用等问题的人药，也因为廉价、速效或容易购买等原因，被一些养殖户用在了鱼身上。

　　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指出，我国目前针对水产领域“药物依赖”的相关管理措施还有很大提升和完善空间。一方面，政策严令禁止很多违禁品在水产养殖业的使用，但却允许其他领域公开生产、销售和使用这些药物。这使得一些唯利是图的养殖户通过合法渠道花点小钱就能轻易买到这些违禁品。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证明很多药物可以兽用或可以人用，但给鱼用却会带来危害。而现实中却存在“兽药鱼用”和“人药鱼用”的现象。目前，我国水产药物研究缺乏独立性，新药开发水平不高，真正的鱼药可选择余地有限，这导致目前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鱼药涌现，其中很多实为兽药和人药。

　　还有业界人士透露，我国水产养殖领域一些因为安全性等问题被列为养殖鱼类不能添加的药物，却在以兽药名义“曲线”进入水产养殖生产环节。一些存在毒副作用等问题的人药，也因为廉价、速效或容易购买等原因，被一些养殖户用在了鱼身上。这些药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也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一些专家担忧地说，伴随着不断上升的行业景气度，我国水产业养殖主体越来越多。至“十一五”末，农业部渔业局初期建立的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生产单位数据库内，就已经收集整理各地有近10万个水产养殖单位。而尚未被纳入“数据库”视野的散养户和新建规模化养殖单位，还多如牛毛。但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能兼顾生产和质量安全的公益性技术服务体系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强。相反，基层过去作为“单位人”的“水产技术员”，被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鱼医生”取代。一些“鱼老板”“鱼医生”受利益驱动联合在一起，为追求超额利润，用起药来“没有轻重”。

　　“惠渔”才有健康保障

　　一些水产养殖主产区干部和专家认为，我国水产养殖业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关键点之一在于控制“药残”并逐步减轻对药物的依赖。为此，需要一手抓监管创新“治渔”，一手抓水产养殖业基础改善和政策扶植“惠渔”，只有标本兼治“两手抓”，中国水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才有希望。

　　据了解，我国内陆省份人工养殖水面的基础，绝大多数成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很多早期建设的养鱼水面本身建设标准就不高，加上长期使用缺乏维护，逐年淤积更导致很多鱼池水深从3米以上缩减至2米以内。加之，养殖水面存在的水源、输电、公路配套不到位或不完善，增氧机、投饵机、清淤机等先进渔业机械设备难普及。在如此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密集养殖鱼类相互之间摩擦造成的体外伤等水产病害必然多发并迅速蔓延，健康养殖无从谈起。养殖户为维持生计，必然依赖用药。一位渔业部门干部说，看似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水产食品“药残”问题，根子还在于渔业生产基础建设“多年欠账”。

　　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全国共改造养殖池塘1100多万亩。不过，我国目前还有约1000多万亩养殖池塘亟待改造。从2010年池塘改造项目推进情况看，当年改造池塘390万亩，总计投入改造资金83.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投入3.2亿元，地方财政扶持资金投入13.1亿元，其余“占大头”的资金源于社会、单位和个人自筹。

　　有专家呼吁，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配套”能力比较薄弱、工程条件相对较差导致投入更高，国家和地方应该站在维护食品安全的高度，在中部地区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中结合水利建设和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两大政策，把“治水”和“养鱼”统筹兼顾起来。

　　此外“两湖”地区一些基层干部说，近些年国家政策在向“三农”倾斜的过程中，对种植业、畜牧业和农业机械都给予了大量补贴，但对渔业生产仅有机动渔船柴油补贴等有限的几种。在渔业生产缺乏必要财政和金融支持背景下，一方面是鱼价走低，一方面是饲料和人工工资大幅上涨，一些水产养殖户为了挣钱，被迫通过廉价药物甚至违禁药物提高投入产出比，这成为“药残”始终“阴魂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