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认为，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8%的任务不难实现。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2000年城镇化率是36.2%，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47.5%。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存在两个问题：

　　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一些专家最尖锐的批评是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却被统计为城镇居民，比如进入城镇务工的一亿五千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的权利和待遇，但是却被统计为市民。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国家都是按居住地统计，但是我国有复杂的情况。

　　陈锡文表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降低12%才能真正反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是35%左右。

　　低成本的城镇化推进不可持续，它会使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低成本推进有直接关系，包括低地价、低工资和大量污染排放的低成本治理。过去一两万元就可以从农民手里征地，现在越来越难，还易引发群体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农民工工资也在一直走高。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不允许污染随便排放。

　　陈锡文认为，应该客观理性的分析我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对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已经是一种改善的生活状态，住房在改善，环境在改善。但是对农民来说，以往的城镇化是土地被拿走了，房子被拆掉了，进城后还没有应有的权益。

　　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尽管当时对这个提法的争议很大，但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巨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持久不竭的动力，并且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但是在十年之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没有协调发展，还是大中城市在发展，农民也没有顺利地转为市民。陈锡文对此解释说，第一，2000年前后在进行国企改革，城市的就业问题突出。第二，当时进行房改，停止分配福利房。第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摆在决策者面前现实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住房、社保问题。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实力大步推进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城镇化本质转移农村人口，而能真正转移多少人口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陈锡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城镇化的三次波折：

　　建国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建设156项大工程，大量的农民进城。到60年代初，遇到了三年最困难时期，城镇化步伐不仅停了下来，还发生了逆转。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得上山下乡，这是逆城市化进程的。

　　第三次，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企业拿不到出口订单，沿海的企业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当时至少有两千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岗位，返回农村。

　　陈锡文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在60年就经历了三次波折，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只是着眼于漂亮城市的建设，而没有更多地去解决民生问题和农民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深化改革

　　陈锡文认为农村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并举例说明了家庭经营、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大小三者之间并不相互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