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粮食高保障自给率建立“防火墙”

　　首先，粮食高保障率、高自给率杜绝外部价格上涨带来的价格冲击。我国长期采取“粮食作物优先、经济作物让步”的发展战略，确保了我国小麦、玉米、稻谷消费的高保障率与高自给率。这也是为何2010年以来国际粮价快速上升并未对我国物价形成大幅冲击的根本原因。一是高保障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粗粮（主要是玉米）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26%上升至2010年的32.21%，而同期全球水平从22.14%下降至13.51%；中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53.58%上升至2010年的87.42%，而同期全球水平从41.23%下降至27.93%；中国大米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28.74%上升至2010年的35.23%，而同期全球水平从37.14%下降至30.13%。二是高自给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粗粮（主要是玉米）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1.57%下降至2010年的0.97%，中国小麦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1%下降至2010年的0.3%，中国大米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0.51%下降至2010年的0.29%。

　　其次，我国采取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措施稳定粮食市场。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有利于防止粮价短期波动造成农民经济损失和种粮积极性。2007年以来我国粮食收购价开始稳步上升，截至2011年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4年累计涨幅分别为：早籼稻45.71%、中晚籼稻48.61%、粳稻70.67%、白小麦31.94%、红小麦34.78%、混合麦34.78%，这一价格涨幅与市场平均收购价的涨幅基本一致。合理的最低收购价稳步上升确保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我国粮食供给的平稳增长。

　　“防火墙”背后的隐患不容忽视

　　虽然国内粮食市场依靠不断提高收购保护价、高自给保障率建立了粮价内外隔离的“防火墙”，避免了外部粮价快速上涨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的冲击。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国内粮食收购价整体偏低、农民种粮成本不断提高、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农资成本等因素也在间接的抬升国内粮价和物价。

　　首先，国内粮食收购价仍整体偏低。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最低收购保护价是低于市场平均成交价的，如2011年2月，红小麦市场平均收购价已达 1.01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购价仅为0.93元/斤。粳稻市场平均收购价达到1.37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购价仅为1.28元/斤。另一方面市场平均收购价还低于期货市场预期价格较多，如2011年2月，郑交所强麦期货1107已达2615元/吨，而同期的市场平均收购价折算（按红小麦和白小麦收购价平均）仅2034元/吨，两者之间的价差幅度达28.58%。

　　粮食收购价整体偏低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中下游流通环节挤占上游生产环节的利润空间，使粮食生产者在整个利润链中的收益占比下降。一方面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归根结底，粮食安全是靠“种出来”的，绝不是靠“流通出来”的，流通领域理应大幅让利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如果中下游粮价上涨空间较大，可能会引发市场囤积居奇，导致终端消费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在上游生产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引发下游消费物价上涨压力。

　　其次，农民种地成本也在不断的提高。按照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计算，从2004年到2009年，三种粮食平均种植的单价成本已经从0.49元/斤上升到2009年的0.71元/斤，而 2009年政府最低收购保护平均价仅0.88元/斤，再扣除卖粮运输与其他杂费，农民种粮实际的利润空间确实较小。三种粮食平均种植成本中，物质与服务成本稳定在50%左右，人工成本占30%左右，土地成本占20%左右。近年来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成本均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这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国内粮食价格不利。

　　再次，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以影响到种粮成本中的物质与服务成本部分。物质与服务成本在种粮总成本中的比重为50%左右，而其中化肥费的占比则达到40%左右、机械租赁作业费为35%左右，这两项可能受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的项目合计对整个种粮成本影响达30%以上。也即国际化肥、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保守估计国内种粮成本大致会提高2-3%左右。

　　最后，粮食平均收购价上涨对CPI影响较大。粮价本身在CPI中就占据3%以上的权重，且粮价作为“百价之基”，对中下游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即便是按照以往种粮成本平均每年上升10-15%左右的速度计算，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略高于种粮成本增速，上涨12-17%，那么对 CPI的影响应该在0.36-0.5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