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改变以往城市化的“体内循环”，拉动城市需求的不断上升，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我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产能过剩年代，由于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巨大需求潜力，城市化就陷入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内旋式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跟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相结合，这就是过去30多年农民“被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事实上，如果允许农村土地资本化，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等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是从土地资源赋权制度入手，使城乡资源在流动整合中，成为农村创业型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源泉。因此，以土地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将形成具有发展意义的农村创业型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从“藏富于民”向“创富于民”转变。（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