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

　　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我国粮食生产渐趋石油化，粮食生产成本正在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国内粮价总体上低位运行，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从2004年到2007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474元，增加20％；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68元，下降15％。2008年以来，国内种子、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攀升，亩均成本又比上年增加了100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得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三）粮食净调出地区不断减少，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根据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比重，我国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四川等13个省区作为粮食主产区。这些省区也是我国的粮食净调出地区。近年来，我国粮食净调出地区逐步减少，自求平衡地区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主销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在目前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6个省区为净调出省区。当前，我国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尚不健全，难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的积极性。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和各省财政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奖励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粮大县财政困难，但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很低，多数县除了按低水平发放工资和保证政府基本运转外，其他可用财力极少。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境地；二是产粮大县承担的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太多，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

　　（四）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有竞争力的国有大粮商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粮食储运成本高、效率低、损耗大等问题突出。仓储设施不能适应散粮接卸的需要，现有完好仓容中只有约11％是适合粮食散装散卸的立筒仓、浅圆仓，其余89％的平房仓不适应散粮接收发的需要。原粮仍然主要以包装方式进行运输，散装方式少，接发装卸设施严重不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粮食物流组织化程度低，资源分散，粮食经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销脱节，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目前，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丰益国际等世界五大粮商采取“从种子到餐桌”的经营战略，借助其加工、储运、进出口方面的优势，飞速扩展在华业务，而我国尚缺乏物流体系完备、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大粮商。
 

　　三、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2012年秋，国内有可能再度出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2009年，我国粮食实现连续6年增产，粮食供大于求，国家储备充足。类似粮食生产处于上升周期，大体持续6年增产势头，此后出现稳定或者下降的局势，最近30年已经出现过两次。农村改革伊始，1978年—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从3.0477亿吨增长到4.0730亿吨；1993年—1998年，粮食产量又从4.5649亿吨增长到5.1230亿吨。但是这两次上升之后的变化有所不同，1985年—1989年，粮食产量大体稳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效果明显。而1999年—2003年，粮食产量下降比较大，2003年仅有4.307亿吨，比1998年下降0.8亿吨。同期农业生产结构虽有所调整，但是，耕地减少的情况非常突出，1999年—2004年耕地共减少1亿多亩。尽管其中主要是退耕还林，但是非农建设用地明显增加。因此，2003年国内外粮食价格大涨时，粮食生产的恢复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