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

　　■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让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会”。

　　当下的中国社会，“富二代”、“贫二代”、“房奴”、“蚁族”……一个个急速刷新的热门词语，以撞击公众敏感神经和刺痛社会软肋的“另类”话语，形象而精准地刻画了青年群体成长的原生态，敏锐而独特地隐喻了社会深度转型和阶层显性分化过程中叠加在青年群体身上的精神标签。

　　“贫二代”：不甘“向下的青春”

　　据学者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

　　“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儿”——在当下越来越丛林化的社会竞争中，社会阶梯的攀爬显得更加困难。“贫二代”和“富二代”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可比性。试想，当你在某偏僻的乡村高中焚膏继晷、日夜苦读，掌握书本知识时，人家可能已经从美国留学归来，操作起一个公司的业务。再试想，“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无论是人生起点还是社会实践，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先天优越的生存条件，为“富二代”注入了别样的成长激素，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贫二代”则相反，随着民间财富高速增长，他们却背负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在求学、就业或创业途中，难免遭遇有形、无形的困难，需付出更多努力。

　　然而，作为一代成熟而理性的青年公民，要敢于直面各种问题乃至不美好的事情，毕竟不能只做“温室里的公民”。对于各种不美好的社会现象，基于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流于愤世嫉俗，才不会以发牢骚为快，才不会遭遇挫折就灰心丧气。再完美的社会都有不公平的瑕疵，再不公平的社会穷人也可以出头。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还不完美的社会里，“贫二代”既然不可能在畸形的“拼爹游戏”中获胜，理所应当努力成为“拼二代”。

　　没有人说，“贫二代”一定更坚强或者一定更颓废；也没有人说，“富二代”一定更堕落，或者一定更精英。其实，如今的富人群体、精英群体，其祖辈有几个不是农民或贫民？那么，照这样看来，即便是“有背景”的“富二代”们又何尝不是“贫后代”？“2009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对1999年以后我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结业生、肄业生、辍学生和在校生“自主创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上榜的创业富豪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或自筹资金，约占上榜人数的九成，有家庭资助的仅占一成。

　　“富二代”：并非“负面价值”的代言者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富二代”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的阶层暗示意味的符号，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占有极大财富的阶层正在试图以财富持续增值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贫与富不是衡量一个群体品性优劣的标准，富不是什么罪过，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发家致富，人们无权加以指责。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家族财富的世代传承，不仅困扰着中国的富人们，也一直是世界性难题。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7%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依然经营。然而，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经久不衰的商业家族也比比皆是。美国的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这样的家族到现在都没有衰落。而日本有的商家买卖往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还是家门兴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笔者认为，关键还是要调整人们的价值期许：要还原“富二代”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民标准、而非富豪标准；健全新富阶层的法治环境，杜绝财富特权。曾经，“拿钱搞定一切”的少数纨绔子弟，其一桩桩恣意炫富行径、一起起血腥飙车惨案，硬生生地将整个“富二代”群体卷进了道德舆论的漩涡，在社会放大镜和显微镜的过度渲染和聚焦中，整个“富二代”群体一度“很受伤”地成了“负面价值”的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