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东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他农村人口的就业转移放在突出位置加以考虑。从近年实践来看，各地较多的外出务工农民都流向了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大城市由于是二、三产业的主要聚集地，对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有倍增的效果，自然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重要集中地。但大城市又不能无限制扩张，要受到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程度的制约。目前我国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过度膨胀发展，许多城市已经明显表现出了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的不协调。而在大量资源———建设用地、资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主要向大城市倾斜的政策作用下，小城镇发展和小城镇化却严重滞后，造成我国城镇结构发展目前普遍存　在“两头大、中间小、小城镇发展尤其差”的状况，农村人口转移的小城镇化也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途径还应主要在于小城镇化。首先，现阶段我国大城市均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既存在已有的巨大就业压力，又存在不断新增的就业压力和城市失业的压力，要依靠大城市来主要消化素质有限的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就业，客观上并不现实，何况大城市本身的发展已受到和将继续受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制约。因此，除适度扩张大城市外，还应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发展以县城和农村乡镇为主的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据有关农民转移流向的调查，目前60％左右的人迁移到了县城定居，20％左右的人定居在了小乡镇，10％左右的人选择到中等以上城市定居，只有不到10％的人留在了乡村生活。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乡镇企业等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50％以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地转移甚至高达90％

　　以上。这说明，在目前农民转移就业的制度背景和城乡产业关联发展的进程背景下，农村人口数量巨大而不可能都流向大城市，反而是小城镇对吸纳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具有巨大作用。

　　农村人口选择就近小城镇转移就业，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土地保障功能。在农村人口转移到大中城市就业、定居的条件并不稳定或不具有充分保障的情势下，土地才是其最后的根本保障。土地制度及其相关联的惠农政策即依赖于以土地为物质基础的保障，使得一般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往往还是愿意采取就近小城镇的方式，除非在本地非农产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而人地关系又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农民才向大城市、省外转移，选取在大中城市暂时性的短期性的观望性的流动就业方式。

　　由于大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5倍之时，要让更多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并居住，就需要有保障城市新居民的社会制度，才能确保其生活水平比在农村时不下降或有所提高，而现阶段城市还缺乏针对低收入的农民工的稳定社会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高，而务工农民一般收入又低，很难长期维持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小城镇的生活成本却要低许多。因此，出于低收入和社会保障缺失的考虑，农村人口首先会选择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小城镇转移就业生活。

　　小城镇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首选地，还因为他们熟悉小城镇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与其乡村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比较一致和比较接近，很容易适应从乡村分离出来转移到城镇生产生活，而且还由于可以就近照顾到家庭、小孩、承包地经营及亲情关系等，能较好地满足其作为转移人口对于群体生活、社区氛围和社会环境的需求。我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省城市化率为14．8％，城镇化率27．1％，两者相差 12．3％，就是说，有12．3％的城镇人口都是生活在农村乡镇的。对特大城市以外的区域，小城镇更是我省城镇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人口流动的首选之地，农村人口转移的途径主要是小城镇化。这个情况，也符合乡村人口分层与乡村人口转移的一般规律。英国着名统计学家列文斯坦在其《人口迁移规律》一书中就曾总结到：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是短距离流动，其流向是工商业中心；人口流入地对人口的吸纳是这样发生的：城镇周围的乡村人口流入城镇，其留下的空缺又将被更远的乡村人口流入而填补，一步一步地，城市的吸引力传递到边远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