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那一天，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上像一架失控的飞机一样坠落。

　　中环文华酒店是香港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张国荣选择在这一地区自杀，下意识地表明了他与平民阶层之间身份的差距。

        张国荣固然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但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普通人从来没有选择当无产阶级的愿望，总是拼了命去养家糊口，而迎接他们的却往往是一盆冷水。贫富差距的拉大，忽视了分配中的公平原则，使贫困群体（或者相对贫困群体）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强化。虽然余华说“活着的人就应该活着”，但死去的人并不愿意遵守余华的教诲，他们有自己的生存逻辑。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研究数据颇为触目惊心：“中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估计约425万；每年约有28．5万人自杀，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为2．87万人，仅占10％左右；城市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于农村，但自杀率却远低于农村。” 因为媒体的关注，张国荣式的自杀似乎给人一种城市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印象，却掩盖了农村中同样存在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这个问题。

　　《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调查报告》统计，自1990年至1994年，每年自杀人数达到324711人，而就这两年中国精神卫生方面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形势更不容乐观，在某些省份更有恶化的趋势。俄罗斯媒体曾给出过一个比较笼统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待进一步核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自杀人数则占到世界自杀人数的1／4。”

       其中，农村妇女是“中国式自杀”的重灾区。据统计，农村妇女自杀的总人数平均每年达到17万左右，喝农药自杀的可能占到60％甚至更高，这主要为农村农药的易得性所造成。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26％左右），这种奇怪的情况不仅出乎世界医学界的预料，也出乎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m）的预言。在那部自杀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自杀论》（Le Suicide）中，涂尔干认为妇女由于任劳任怨，喜欢安于现状的特性，所以她们的自杀率总是低于男性，他用非常翔实的数据统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在这方面超出常规，当引人深思。

       中国的农村妇女，同时承受着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和现代化过程中大量务工人员背井离乡进入大城市在底层打工的双重挤压，由此而造成的心理问题却乏人问津，使得她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的逼仄，无法排解的抑郁在她们的内心疯长。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人说张国荣和海子的自杀会对未自杀者造成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是偶像。我想说的则是，不到万不得已万念俱灰，死亡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是避之犹恐不及的巨大恐惧。除了极少数翁美玲的粉丝以自杀追随俏黄蓉而去之外，即使如张国荣这样的万人迷，他自杀后，也并未听说引发了中国的自杀热潮。自杀，不是请客吃饭，必然和内心的黑暗、和生活的压力导致的最终的精神幻灭有关。

　　当爱已成往事，当古典时代的男耕女织被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所笼罩时，文化程度的低微，在农村缺乏城市中刚刚兴起的心理分析师的排导，心理问题就在农村妇女的心中也像在张国荣的心中一样落地生根，最终变成一种心灵的癌症，面对农药的诱惑，自杀将成为她们最简捷的疗伤和解脱工具。

　　张国荣的自杀让无数小资泪流满面，我不是说张国荣作为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歌星和影星不值得纪念，但我更愿意躲避这种充斥于媒体版面的高调纪念声浪。中国对于每年20多万自杀人群的漠视和他们的自杀本身一样，值得人们警惕与反思。（作者系上海青年文化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