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变迁。30年来乡村伦理的嬗变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场域中的体现。由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在漫长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进中逐渐生成，在乡村社会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因之，伦理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乡村社会也更加凸显。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村之宏旨，需要我们着力探寻乡村伦理文化的“和谐”之道，从而为和谐村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也就是说，道德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制约，其产生、内容及作用范围由社会经济关系和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及利益关系决定。因此，只有从经济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的变动中，才能找到把握道德变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路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文中对小农及其伦理特征的经典分析正是这一逻辑思路的具体体现。他以“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比喻小农缺乏社会交往与市场交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阐释小农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及其所引发的伦理嬗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之关系理论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当代例证。

        被视为中国改革发轫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低效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乡村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安土重迁、惧怕变革等保守意识逐渐削弱，自主自立、求富争先、开拓创新等新观念日渐增强。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农民工”这一新型劳动大军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中把超过2亿的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伴随着这种角色转换所带来的生产、交换（交往）、分配、消费方式的变化，大量农民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契合而难以在农耕活动中生成的效率意识、时间意识、信用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现代伦理观念，也由此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可以说，具备现代伦理观念的“民”，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村建设的真正主体。

        二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良莠并存，相互激荡，也使道德领域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农村改革30年来，乡村伦理的传统理念与现代意识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并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存伦理”——“理性意识”。

        农民的行为选择究竟是首先考虑“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规则，还是“利润最大化”的利益追求？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争论已久，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斯科特认为，“安全第一”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伦理原则，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与此相反，波普金认为农民与商人一样，都会在权衡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做出理性的选择。

        关于农民“生存伦理”与“理性意识”的理论纷争仍在继续，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有着显见分歧的观点却能够在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得到相应的实践支持。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多元化的生产经营、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加，以及“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等不同区域乡村发展模式的出现，都在以种种农民力图致富的创造性的行为选择，印证其 “经济理性”意识的存在和增强；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失地农民的增加及其引发的矛盾，表明大批经历市场大潮洗礼的农民依然执着地将土地视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原则。这表明，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生存伦理”与“理性意识”的紧张始终存在，也因之提醒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改革中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