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工资开始增长。

        我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处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几无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与当地年均2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相比,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2004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780元,较2003年增长了 11.1%。随后增加幅度虽然略有回落,但依然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2006年外出从业农民工工资达到953元/月。如果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趋势,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近几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涨,除了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就业需求比较旺盛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特征发生了变化,即从过去的无限供给阶段转为有限剩余、有限供给阶段。这种有限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征通过绝对工资水平上涨和局部劳动力供求紧张等方式体现出来。由于农民工增速将会放慢,农民工工资上涨将是趋势性的,这也将促使企业通过加薪和加强劳动者保护,以有效获取和维持合意的劳动力资源。

         3、劳动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

        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最新的预测,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会十分平缓,2016〜2017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2004年以来,城镇用工企业迫于民工荒的压力,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从过去的25岁以下放宽为30〜40岁、甚至50岁。2005〜2006年大量增加的是31岁以上的民工,特别是31〜40岁的民工,2006年比2004年剧增41.8%。同时,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年龄段也快速上升,从2003年的20岁以下,上升到2004年的25岁以下,以及2006年的30岁以下。我们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通过估算农民工的最高预期工作寿命,认为40岁以下农民工供不应求可能在2016年出现。这预示着,“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可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第二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长期趋势

        本报告采用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模型方法,建立一个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模型,以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根据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及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形,采用情景分析法对2006〜20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及劳动力转移的前景进行模拟和比较,并分析经济增长、城市化、对外贸易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影响。

        根据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2006〜203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仍是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从2003年以来,中国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显著上升,但中国仍然有超过3亿多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分析表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将继续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民工的总规模还将继续扩大。一方面,农村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民工在城镇中沉淀的规模也将逐步扩大。受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民工规模扩大的速度将会减缓。根据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2006〜2030年间,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不断减少,2010年以前每年新增转移大约在700多万人,2010〜2020年每年约为550〜650万人,而2020〜2030年间约400〜550万人左右,劳动力转移规模呈不断降低的趋势。 

        劳动力转移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二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而前者已定的前提下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从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看,在保持每年430〜800万转移数量的情况下(占各年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左右,劳动力转移的速度逐渐降低),到2030年,我国仍将有2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见图2),劳动力转移仍然没有完成。可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将是我国中长期的重要任务,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