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正在明显加快。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年的百县调查,301个调查村回流农民工3.7万人,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到了16.06%。根据百县调查初步推算,2007年全国回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为800万人,他们约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据对 3026名回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1990年以前回乡创业农民工的只占4%,1990年至1999年回乡创业的占30.6%,2000年之后回乡创业占 65.4%。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新阶段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不仅主动性明显增强,还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回乡创业者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回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年龄在30岁至45岁之间的占了63.9%,回乡创业者平均累计外出务工5.8年。二是回乡创业者大多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产业分布情况是:第一产业占28.3%,第二产业占30.7%,第三产业占32.1%,其他8.9%。三是经营形式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企业规模较小。个体经营占68%,私营企业占20.2%,股份制企业占6.5%,承包、租赁经营占4.6%。从企业规模看,以中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为主。回乡农民工半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四是农民工回乡创业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以创业促就业,带动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根据百县调查,平均每名创业者带动就业3.8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不能外出就业的中年以上农民和从沿海打工回来的农民工。根据对301个村的调查,回乡创业者及带动就业的人数约占留村劳动力的18%。目前,农民工回乡创业总体人数和比例都还不高,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总体上外出大于返乡的格局不会改变。但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加快,农民工回乡创业前景广阔。

        农民工就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为了掌握农民工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我们运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开发维护的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推算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几种可能情形,并分析了中长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一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干以后,工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上涨,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折的时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不是突然的,也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从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开始,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的转折。其主要标志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绝对下降,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开始突出,转移劳动力工资开始上涨。第二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其主要标志是劳动人口出现负增长,各年龄段农村劳动力都会出现短缺②。无论是大规模的抽样、经验观察还是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变,目前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的第一阶段,并可能在“十三五”期间进入第二阶段。主要判断依据包括:

        1、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量下降。

        自2004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近几年来,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或缓解,反而蔓延到全国其它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地区,甚至在劳动力输出的中西部省份,2007年也广泛存在着普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而是成为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现象。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已经告别了无限供给的时期,农村已经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澡盆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是说,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2、农民工工资开始增长。

        我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处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几无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与当地年均2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相比,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2004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780元,较2003年增长了 11.1%。随后增加幅度虽然略有回落,但依然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2006年外出从业农民工工资达到953元/月。如果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趋势,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近几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涨,除了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就业需求比较旺盛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特征发生了变化,即从过去的无限供给阶段转为有限剩余、有限供给阶段。这种有限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征通过绝对工资水平上涨和局部劳动力供求紧张等方式体现出来。由于农民工增速将会放慢,农民工工资上涨将是趋势性的,这也将促使企业通过加薪和加强劳动者保护,以有效获取和维持合意的劳动力资源。

         3、劳动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

        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最新的预测,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会十分平缓,2016〜2017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2004年以来,城镇用工企业迫于民工荒的压力,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从过去的25岁以下放宽为30〜40岁、甚至50岁。2005〜2006年大量增加的是31岁以上的民工,特别是31〜40岁的民工,2006年比2004年剧增41.8%。同时,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年龄段也快速上升,从2003年的20岁以下,上升到2004年的25岁以下,以及2006年的30岁以下。我们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通过估算农民工的最高预期工作寿命,认为40岁以下农民工供不应求可能在2016年出现。这预示着,“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可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第二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长期趋势

        本报告采用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模型方法,建立一个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模型,以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根据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及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形,采用情景分析法对2006〜20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及劳动力转移的前景进行模拟和比较,并分析经济增长、城市化、对外贸易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影响。

        根据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2006〜203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仍是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从2003年以来,中国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显著上升,但中国仍然有超过3亿多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分析表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将继续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民工的总规模还将继续扩大。一方面,农村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民工在城镇中沉淀的规模也将逐步扩大。受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民工规模扩大的速度将会减缓。根据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2006〜2030年间,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不断减少,2010年以前每年新增转移大约在700多万人,2010〜2020年每年约为550〜650万人,而2020〜2030年间约400〜550万人左右,劳动力转移规模呈不断降低的趋势。 

        劳动力转移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二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而前者已定的前提下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从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看,在保持每年430〜800万转移数量的情况下(占各年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左右,劳动力转移的速度逐渐降低),到2030年,我国仍将有2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见图2),劳动力转移仍然没有完成。可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将是我国中长期的重要任务,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2、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保证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很大,例如,2008〜2010年间,与基准情景相比,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1.5个百分点,每年新增劳动力转移人数约减少50万人左右,比基准情景降低了6.3%,由于劳动力转移的减少,当年城市化率降低了0.02个百分点,非农就业比重降低了0.12个百分点。

        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转移。从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看,如果今后保持每年提高城市化水平0.7〜0.8个百分点,则到2030年时,我国的非农就业比重达到73%左右,城市化水平达到61%左右,城市化和经济就可以保持较为协调的发展。2006〜2030年城镇人口增加2亿人,2006〜2030年将增加3.22亿人。在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较快这种情景下, 2008〜2010年城市化率每年比基准情景中城市化速度每年加快0.5〜0.7个百分点,2011〜2020年间城市化速度比基准情景每年加快0.5个百分点,2021〜2030年间每年加快0.2个百分点。在此情景下,GDP增长速度、非农就业比重和劳动力转移人数与基准情景相比都有显著增加。例如在2007〜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大约提高0.01个百分点,非农就业比重比基准情景要高0.09个百分点,每年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数比基准情景增加约25万人左右,占当年新增转移劳动力的3.9%左右。在整个模拟期间内,都呈现出城市化速度加快而劳动力转移相应加快的现象,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对劳动力转移有重要的影响。从模拟结果看,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

        外贸出口的变化对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影响,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会严重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为考虑出口变化的影响,我们设计了出口增长速度降低的情景,在这一情景中,我们假设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原因,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考察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影响,例如在2008〜2010年,与基准情景相比出口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约1.3个百分点,而当年新增劳动力转移人数减少约20万人,比基准情景降低了2.7%, 非农就业的比重相应降低了0.0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