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人大代表、丹东农科院玉米所所长何晶

　　在辽宁省代表团驻地，本报记者就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育种家、丹东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研究员。

　　记者：您认为当前在新品种保护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何晶：为了从根本上保护新品种，保障品种权人的权益，现在的关键是应当尽早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1997年我国第一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并为立法提供了技术支撑，从体制上到技术上基本探索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品种保护道路。但司法实践和农林业生产实践迫切需要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条例》实施12年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初《条例》设置的运作模式、处罚条款等已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已不能适应当前种子行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品种权人的一些正当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一些执法环节缺少法律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新品种保护工作重点不突出，行政执法不严，以调解代替处罚。

　　现行法规对品种权侵权和假冒赔偿的计算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品种权人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缺乏具体条款的支持，法院或行政机关处理侵权和假冒纠纷案件时，常常难以确定赔偿金额。

　　对侵权人量刑过轻，达不到有效遏止侵权行为，惩前毖后、震慑违法分子的目的。

　　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现象较突出。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但种业执法中，往往碰到这种保护主义。由于长期以来有些部门从既得利益出发，不但不清理废除那些过时的、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部门规章，还相继出台一些违背法治精神的规定。

　　记者：您看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应当重点突出哪些问题？

　　何晶：为了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我提出以下十个方面的建议：

　　整合法律资源，支撑科技创新。应当同国际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接轨，延伸保护范围，起码要保护到派生品种，使我国的新品种保护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将杂交种亲本的品种权自动延伸至杂交种，可以从体制上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更好的司法环境，减少扯皮现象的发生。

　　取消行业内条块分割的陈旧的品种管理模式，使新品种审定与保护统一起来。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地审定的品种，没有进行特异性、稳定性、一致性的测试工作，造成种子市场上同种异名、同名异种、性状不稳、真实性差等诸多杂乱现象，应从审定源头加以解决，将植物新品种的试验、审定、质量管理和品种保护共同纳入《新品种保护法》的框架中，建立国家种子监督站，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垂直管理。

　　改变品种保护的运作模式，将司法和行政“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模式改为司法运作模式，从制度上避免行政权力沦为侵权假冒者的保护伞。

　　科学制定对侵权和假冒案件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建立最低赔偿制度，其数额应对侵权或假冒者有足够大的警戒力和震慑力。并将原《条例》中“罚款”明确为对被侵权者的“赔偿”。

　　应明确侵权证据保全的有关问题，如：怎样的保全程序才是合法，怎样保全种子才具有代表性和证明力，怎样的取样符合科学规律。

　　对侵权案件的处罚，应移送工商机关或人民法院，建议吊销其《营业执照》；移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人民法院，建议取消其种子行业从业资格10年。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应将种子行业案值定为1万元较为适宜。

　　对侵权物的处理，应规定为“责令侵权人在规定时间内销毁生产中的植物材料；已获得繁殖材料的，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销毁。逾期不销毁的，除加倍处罚外，由处理机关执行销毁行动，所需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应明确品种权人对侵权和假冒案件赔偿款的主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明确对生产造成多大的损失是较大损失、重大损失及特别重大损失等界定。

　　正确认识农民在品种保护中的法律地位，比如有《委托合同》的，由委托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委托合同》的，责任由农民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