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去年为例，在吉林省收购的玉米是1500元／吨，加上加工流通的成本在广东应该卖1840元／吨，但实际销到广东及南方主销区的玉米只能卖到1740元／吨，这个价格连中间成本都补不上，企业肯定是亏损的。

　　所以，国家在拍卖储备粮时，应该调高玉米的拍卖底价，最起码应把加工流通企业的中间成本加进去，这样，企业才会有信心来收储。据了解，每年东北流通企业收储量在2000万吨以上，远大于500万吨的临时储备量。“只有调动加工流通企业的积极性，托市政策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现在的政策只是解决了一个层面的问题，收的时候有指导价，卖的时候怎么办？价格低了怎么办？这方面没有政策支持。

　　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灵活多样的政策组合措施调节市场，增加市场信心，提升企业参与市场流通的愿望，从而把消费预期维持在一个积极的层面上。

　　“首先，国家玉米临时储备收购政策是目前困扰市场的最不确定因素，应尽快公布玉米临储收购总量，让市场看到信心。”冯吉龙建议，总量应确定为1500万吨－2000万吨，一旦市场真正收购价格高于国家托市收购价，国家可以暂停托市收购。

　　目前，国内玉米的商业库存量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适当增加一些临时储备，可以防止明年一旦歉收，国家也有宏观调控的筹码。储备应该发挥蓄水池的作用，丰年增储，歉年减储，动态储备。

　　同时，向市场公布国家对临时储备玉米未来拍卖销售价格的执行原则（成本及费用测算原则），这样可减少加工流通企业的观望情绪，调动各环节参与收购的积极性，维护市场的正常购销活动。

　　在当前国内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政府还应尽早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扶持玉米深加工企业。可采取对玉米深加工产品进行出口退税，鼓励出口，同时扩大燃料乙醇生产的数量。而当粮食歉收时，可以再采取措施限制燃料乙醇的生产。

　　在政策扶持的同时，还可以适当进行出口来调剂市场。在冯吉龙看来，出口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国际市场进行销售，给予出口企业出口退税和国内运费减免等政策，鼓励出口；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国际援助，加大对一些严重缺粮的国家进行粮食援助，不仅可以缓解国内供应压力，还可获得国际声誉，同时也能减少对国际玉米市场的冲击。

　　在出口的基础上，国家也应给黄淮玉米产区一定的临时储备指标，因为目前黄淮地区玉米的市场价格已远低于东北地区的最低收储价，使东北地区临时储备收购政策的托市作用大减，只有稳住黄淮地区玉米价格，才能稳住全国玉米市场。如能给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增加200万吨－300万吨国家临时储备，对东北地区价格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政策调控的组合拳还应该表现在运用国家供需平衡表对市场进行适当调整。10月底，美国农业部破例对月初公布的农产品供需报告进行了紧急“利多性”修正，这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救市措施。我国也可利用平衡表的调整来减低市场对丰收的放大效应。

　　“同时，加大大豆的托市力度，有助于提振其他粮食市场。”冯吉龙分析表示，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省今年大豆产量达到900万吨，扣除食品豆消费300万吨、种子豆30万吨、高蛋白豆出口20万吨、自身消耗50万吨、油厂压榨150万吨，还余350万吨。国家在黑龙江收储的100万吨，仅占剩余量的28％左右，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在国内出现剩余的情况下，国际进口大豆数量却仍然较大，更加冲击了国内市场，低廉的进口价格也打击了油厂使用国产大豆的积极性，这些都不利于保护国内大豆产业。只有加大对大豆的收储量，才能真正达到托市的目的。

　　“国家对于粮食的各项调控政策都很好，关键是要兼顾产、销、收储等各个环节，如果寄希望通过部分政策来调控整个粮食产业，效果不会明显。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粮食产业的政策调控还需打组合拳。”冯吉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