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小林

　　编者按：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一直成为主动力。这也导致一个无法回避的怪圈：浪费性的投资，对于资源的消耗甚至是破坏性的，透支性的；而出口，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跌宕难测的国际市场。这种经济增长的逻辑性，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性趋势。当下，只有真正启动内需，才能避免金融风险引燃经济风险。农村改革，或许会成为解决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内需问题的“钥匙”。但农村改革，不能再是单项改革，而是一种综合配套改革。

　　“到了安徽找‘三农问题’专家，不找何开荫，你找谁？”

　　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何开荫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早在1979年4月起，就积极参与推行安徽小岗村“大包干”；1988年10月，就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并制定出方案在阜阳市太和县、涡阳县等地试点，这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

　　退休后，何开荫并没有闲着，身为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依然在安徽农村四处奔波。最近，他在安徽的丘陵地区、平原地区以及山区分别选取一个点，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各个点的试验内容都有所侧重：平原地区选择肥西县小井庄，侧重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丘陵地区则选择地理位置偏僻的来安县小李庄，主要是就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试点；山区则选择了黄山市黄山区山岔村进行试点，试点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村。

　　何开荫一向低调。尽管如此，本报记者还是了解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应上级要求，根据他数十年的调研经验，何开荫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里面不少内容也被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吸纳。

　　“要加快启动农村市场”

　　何开荫在递交给中央的建议中表示，中国的农村改革可分四步走：1，大包干；2，农村税费改革；3，农村综合改革；4，现代农业建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其中，第一步和第二部已经完成。何开荫认为，一旦实现第四步，农民和农村就会实现自我发展，但他特别指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农村的民主建设上下功夫。

　　不过，何开荫认为，因为民主政治建设比较敏感，建议先不要大张旗鼓地搞民主建设，而要把这项改革融入到经济和行政改革中去，与村建设同步进行，“村建设成功之时就是基层民主政治实现之时”，之后就会以下促上，省里、县里就会跟着变。

　　何开荫在递交给中央的建议中还特别谈到了对当前宏观调控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重点在“调”，不在“控”。对于怎么“调”的问题，他认为要把对城市投资的资金进行转移，投资到农村去。

　　“当前是新中国60年以来农村发展的最佳时机，只要农村市场得以启动，可以规避任何风险，可以稳定发展20年，30年。只要农村稳定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任何风险都不用担心。”何开荫说。

　　常年在农村奔波的何开荫还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动力，只有认识到农业这个“火车头”的动力作用，才能发展农业。“当前和之前的不断的经济调整、宏观调控，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不全面，偏重工业的结果。”

　　他认为，世界经验证明，农业和工业发展增长速率之比一般是1：3，如果超过4，经济偏热，超过5经济过热，超过6，则是通货膨胀。如中国在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中，工业增长速率才18％，但目前农业只有大概2％，超过1：6了。

　　“要保证经济增长，重点要投资农村，即使农业达到6％的增长率，按照正常之比，工业也才18％，所以假设让农业发展10％，工业发展30％也就不为过了。”何开荫在建议中说。

　　“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非常重要”

　　何开荫还重点谈到了农民问题：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局限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民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这是农民不能致富的原因。

　　为什么农民不能进入市场？因为没有形成微观市场主体，小农只能进入农贸市场，一家一户农民是小农，成不了法人，本质上还是物物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