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小林

　　编者按：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一直成为主动力。这也导致一个无法回避的怪圈：浪费性的投资，对于资源的消耗甚至是破坏性的，透支性的；而出口，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跌宕难测的国际市场。这种经济增长的逻辑性，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性趋势。当下，只有真正启动内需，才能避免金融风险引燃经济风险。农村改革，或许会成为解决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内需问题的“钥匙”。但农村改革，不能再是单项改革，而是一种综合配套改革。

　　“到了安徽找‘三农问题’专家，不找何开荫，你找谁？”

　　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何开荫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早在1979年4月起，就积极参与推行安徽小岗村“大包干”；1988年10月，就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并制定出方案在阜阳市太和县、涡阳县等地试点，这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

　　退休后，何开荫并没有闲着，身为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依然在安徽农村四处奔波。最近，他在安徽的丘陵地区、平原地区以及山区分别选取一个点，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各个点的试验内容都有所侧重：平原地区选择肥西县小井庄，侧重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丘陵地区则选择地理位置偏僻的来安县小李庄，主要是就农业现代化建设进行试点；山区则选择了黄山市黄山区山岔村进行试点，试点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村。

　　何开荫一向低调。尽管如此，本报记者还是了解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应上级要求，根据他数十年的调研经验，何开荫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里面不少内容也被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吸纳。

　　“要加快启动农村市场”

　　何开荫在递交给中央的建议中表示，中国的农村改革可分四步走：1，大包干；2，农村税费改革；3，农村综合改革；4，现代农业建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其中，第一步和第二部已经完成。何开荫认为，一旦实现第四步，农民和农村就会实现自我发展，但他特别指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农村的民主建设上下功夫。

　　不过，何开荫认为，因为民主政治建设比较敏感，建议先不要大张旗鼓地搞民主建设，而要把这项改革融入到经济和行政改革中去，与村建设同步进行，“村建设成功之时就是基层民主政治实现之时”，之后就会以下促上，省里、县里就会跟着变。

　　何开荫在递交给中央的建议中还特别谈到了对当前宏观调控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重点在“调”，不在“控”。对于怎么“调”的问题，他认为要把对城市投资的资金进行转移，投资到农村去。

　　“当前是新中国60年以来农村发展的最佳时机，只要农村市场得以启动，可以规避任何风险，可以稳定发展20年，30年。只要农村稳定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任何风险都不用担心。”何开荫说。

　　常年在农村奔波的何开荫还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动力，只有认识到农业这个“火车头”的动力作用，才能发展农业。“当前和之前的不断的经济调整、宏观调控，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不全面，偏重工业的结果。”

　　他认为，世界经验证明，农业和工业发展增长速率之比一般是1：3，如果超过4，经济偏热，超过5经济过热，超过6，则是通货膨胀。如中国在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中，工业增长速率才18％，但目前农业只有大概2％，超过1：6了。

　　“要保证经济增长，重点要投资农村，即使农业达到6％的增长率，按照正常之比，工业也才18％，所以假设让农业发展10％，工业发展30％也就不为过了。”何开荫在建议中说。

　　“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非常重要”

　　何开荫还重点谈到了农民问题：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局限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民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这是农民不能致富的原因。

　　为什么农民不能进入市场？因为没有形成微观市场主体，小农只能进入农贸市场，一家一户农民是小农，成不了法人，本质上还是物物交换。

　　何开荫的另一个观点更是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而言非常重要。“农民没有资本，而城市居民有资本，则收入差距会更加加大。对于农民而言，唯一能作为资本的就是土地。”

　　根据他的大量调研，土地平整等会增加很多新增土地，丘陵地区则新增更多。他特别举例：凤阳有一个村通过平整等方式土地增加了1000多亩。

　　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是，田埂占耕地面积的8％到10％，村庄道路至少占20％；而平原地区如淮北则有很多空心村，“到村建设完成，可以增加12％的土地”。

　　所以，他认为，在确保18亿亩耕地情况下，把新增土地给农民做资本，这样即使按照全国开发区最低10万元进行计算，则有20万亿元资金。“专家预测全国村建设需要15万亿元，而现在却有20万亿元收入，则村建设就无需国家投入。”

　　何开荫还提出，要实行耕地置换政策。城市郊区土地可以转化为资本，但偏远的地区可以争取置换的方式。比如一些大城市土地指标不够，可以用偏远地区的土地指标。而这种由生地到熟地的投入则支付给农民，比如10万元钱一亩地给农民。

　　“一旦这样实施，全国农民都能受益，对城市也有利，解决了用地指标问题，而农村也获得了资本，真正做到城乡统筹。”如今，他的这个方案已经在安徽进行试点。

　　在备受关注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何开荫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18亿亩耕地红线很难保证，因此建议国土部、国土厅与土地管理所进行垂直管理，切断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密切的关系。

　　而考虑到一旦土地垂直管理，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头的土地收入减少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窘境，他提出要实行财税体制改革。

　　如给地方政府补偿——在现有转移政策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上交中央财政的定额包干递增制度。确定好每年上缴数额，其余留给地方保留。如西部每年交给中央的上涨3％，中部上涨5％，东部上涨7％，以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现在大体上地方每年上交给中央财政的大概每年增长15％，超过了3％到7％。”

　　“农村组织机构要进行改革”

　　对于今后中国农村应该走什么道路，何开荫认为要走“村企合一”的道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农民自搞经济组织，增加老百姓收入，最吸引农民的是把增加的土地作为农民的资本金放到集体经济组织中去，集体投入，不需要农民投资。

　　在组织结构改革上，他认为，要去掉地级市和乡镇这一级政府。“目前乡镇建设要加强，因为改革乡镇体制涉及到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并不简单。”因此，“改革的原则是将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将改革对象转变为改革者。通过改革，使得机关的人大量减少，派到行政村里去，尽管财政照样给工资，但其却能够帮助农民搞企业。”

　　中国从来都是三级政府。随着乡镇政府取消，假如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农业公司，那一个镇就是十几家公司，可以组建一个企业联合会，规章制度就可以通过联合会颁布，那对农民的管理就是公司化管理。实现用现代农业先进管理体制代替现在的乡村两级行政管理体制。而乡（镇）政府就成为乡公署，做一些民政、司法和公安协调等工作。

　　他还认为，现在农村综合改革的难处在于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提高农民收入，但现实是种粮收入太低，农民不愿意种粮。

　　何开荫调查的一组数据是：种粮收入较低，1亩地2000元，去掉成本600元到800元，净收入才1000多元，而如果加上劳动力成本，则收入更低。

　　对此，他在给中央的建议中提出：要走高效设施农业+规模经营的集约生态农业（注重粮油生产，重点保障粮油）的模式。认为这样的话，18亿亩耕地红线中，拿6亿来搞高效农业，其余12亿用来种粮，即确保了粮食安全，又保证了农民收入提高。

　　他试验的安徽小李庄就通过这种方式，在整理土地的基础上，一部分走高效农业，一部分则种粮，户均收入达到4.5万，而粮食总产量却没有少。

　　何开荫还建议，在全国选出200个粮食生产大县，保证粮食上缴总共达到1200万亿斤，而为了提高种粮地区的积极性，要把所有种粮优惠政策集中在这200个县。“要做到局部计划，全面放开，除了上述200个县，其余县则开放，按照市场规律做事。”

　　“粮食永远不能全放开，而且粮食不能涨价，以免产生连锁效应，带动食品等物价上涨，同时也最终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以，何开荫认为，可以采取以奖代补模式：奖励尿素和化肥，比如向国家出售4斤粮食奖励一斤尿素。“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也不适合直补，采取这种奖励方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