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可能反倒要注意国内粮食相对价格上调幅度不足的影响。由于限制粮食出口和鼓励进口，国有粮食库存净投放较多，加上国内运力制约等因素影响，近来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出现卖粮难和价格下滑现象，这方面情况对今年粮农生产积极性影响如何有待观察。

　　当然，也有人从相反的角度，说现在又有抛荒的问题了。实际上，抛荒也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就像一个人休息是一种状态一样，土地休息也是一种状态。农户抛荒可能是因为进城了，也可能是因为准备把地做其他用途了，也可能就是养地力。总之，都是农户自己的决策，而且不要认为农户自己的决策就不是理性的。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我强调的那样，粮食价格会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我观察到，最近粮食价格已经有向下走的趋势了。

　　《第一财经日报》：入世和最近的粮价上涨是否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

　　卢锋：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业生产会根据市场环境进行调节。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改革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在这种体制下，有一些其他问题也都是可解的，不必大惊小怪。

　　农业生产组织形态未来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对农业生产又有合作的呼声。怎样看待农业生产组织形态在未来的发展？

　　卢锋： “合作”是一个概念，关键是看怎么合作。事实上，合作有许多方式。比如说小麦收割，到了收割的季节，就有“麦客”开着农机延着小麦收割带一路向北开。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合作。

　　因此，如果说从市场的需要出发，有合作的需求，自发组织起一些“小组织”，这种“小组织”能够发挥将“小农户”与“大市场”结合起来的优势。这个背后都是有一定的经济道理的。如果你说的“合作”是像原来那样把农户再次捆绑起来，那就要好好评估这样做是不是有必要。尤其是如果是为了结构的变化而进行变化，那就需要检讨了。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实现规模经营和应对市场带来的诸多风险？

　　卢锋：在中国比较行得通的办法有靠企业为龙头，带动分散的小农户。比如，以蒙牛、伊利这种企业为龙头，起到一个中介、协调的角色，收购农产品，这是一种有效率的合作方式。当然，这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些如化肥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怎么解决？

　　卢锋：有几种办法：提高化肥价格，提高利用化肥的效率等。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这和老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前的体制下，劳动力的积极性不能被调动，很多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今天的问题都是可解的，事实上也在解决。

　　未完成的农地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农村正在试点或已经实行了的关于土地使用的有偿转让和关于依土地作股搞合作化经营有何看法？

　　卢锋：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得到有效使用。所以，允许土地流转和转移是改革以来农业政策的一大进步。

　　实际上，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不过，后来的改革滞后了。中国目前的政策，仍然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土地不能买卖的基本前提下，通过包括土地股份制在内的不同途径，挖掘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有益的。

　　《第一财经日报》：重庆市从去年开始尝试进行“土地入股”改革试点，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卢锋：这个已经超出了单纯农业的范围了。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的一部分土地被用来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建设，这是更有效率的。问题是，怎样进行土地性质的转换？以前采用“征地”的方法，现在看来这样做相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