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始于摒弃统购统销。1985年1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实行了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宣告结束。当时为什么取消统购统销？

　　卢锋：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提高等，当时国家收不起粮食了，所以就放开了。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因为财政原因放弃了统购统销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

　　卢锋：也不完全是这样。背后的因素还是说生产的体制改变了，不再搞人民公社了，自然也就统不起来了。

　　取消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农产品价格改革。这跟农业生产主体的改革是相呼应的。

　　《第一财经日报》：1983年，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改为乡、镇，这可以说是农业生产主体改革的一个标志吧。

　　卢锋：对，是这样。就是主体变成农民个体了，价格也就变了。

　　取消统购统销，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已经不再是严重的问题。回顾一下统购统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1953年设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粮食短缺、购销矛盾突出的问题。后来，主要是由于没有激励机制的原因，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直没有被激发出来，供给也就一直没有跟上去，统购统销也就成了一个运行时间很长的制度。到了1984、1985年的时候，粮食生产的问题解决了，统购统销也就自然得以取消了。而粮食生产提上去了，归根结底还是改了生产体制的结果。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实际上，农业改革的一大成果就是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卢锋：是这样。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方针和政策，调动农民和相关企业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对现代农业科技进步提供的盈利机遇作出分散反应，是我们根本解决传统粮食安全的供给面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适当的体制保证，现代技术不会自动转变为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实质性解决，是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体制选择实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现在粮食安全似乎又成了问题。

　　卢锋：这种说法可能似是而非。我们可能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粮食供求周期。大体说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粮食供求和价格经历了三个运行周期。1995年粮价达到阶段性高峰并出现第三次相对过剩，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上世纪90年代后期粮价几年持续下降，世纪之交在低谷徘徊。到2003年，粮食供求关系开始发生阶段性转折并伴随粮价反弹。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理解2001年入世以来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粮食净进口局面？

　　卢锋：通常人们认为出口是好事，但对进口可能存有疑虑。不过，评判进口是否有好处，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

　　首先，看进口与国内同类产出的关系。如果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的产量有所减少，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如果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产量也在同步增加，那就说明国内产品没有被进口品所替代，更不必过分担心。

　　第二，看进口与国内下游产品的关系。比如大豆，主要有两类消费需求：一是榨成植物油，满足人们收入提高后对膳食改善的需求；二是大豆榨油的副产品的豆粕是优良饲料的重要原料。大豆进口增加，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植物油生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动物生产部门的增长对高质量饲料的需要。

　　第三，看进口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比如，农产品原材料进口，支持了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发展。比如，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通过纺织业的加工、增值以及出口，棉花等原料的进口实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也实现了丰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入世以来的经验显示，农产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发挥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肉、蛋、鱼等动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还满足了国民对牛奶等特殊产品在特定时期超常增长的需求，间接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看待最近的粮食价格上涨问题？

　　卢锋：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说得很响。不过，石油有不可再生的特性，而且投资期很长。这跟粮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