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

　　陈晓晨

　　三十年改革始于农村。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的“宏大叙事”，开篇也有很多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那18个手印讲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后来的悄无声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面临各种难题；“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农地改革处在十字路口……

　　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农业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农业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何处？承包制之后的集约化经营之路如何走？当前越来越热的农地改革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近日，带着这些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长期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

　　改革就是换体制

　　《第一财经日报》：你长期研究农业经济学、关注中国农业改革，是否可以从农业改革的角度谈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卢锋：农业领域的改革说到底就是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以前是合作社、后来是人民公社，这套方法行不通。改革的实质就是把这套方法变成了承包制。一开始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改成家庭承包制，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用经济学语言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决策主体由人民公社、大队等生产单位变成了农户个体。

　　《第一财经日报》：单从经济学上讲，人民公社体制的死结在哪里？

　　卢锋：从农业经济学上讲，农业的特殊性在哪里？就在于农业生产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这种特殊性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上级组织要想对农业生产者个体劳动的效果进行监督，所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甚至很难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所以说，改革实际上就是顺应了农业生产对组织结构的要求。

　　卢锋：是。农业改革，改的就是体制。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认识到这个道理，却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农业投资体制的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三十年来对农业的投入还是很大的。

　　卢锋：对农业的投入当然是很重要的。不过，农业生产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农业是小规模经营的模式，因此对中国农业的投入不可能像美国农业那样。对于我国农业来说，主要的投入品是小规模的，比如种子、化肥和一些小型的农机。这些投资不需要国家承担主要职责，以农户为中心进行投资就够了。国家的成分在这里起到的是次要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科技方面，国家的投入也很大。

　　卢锋：对。国家的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

　　实际上，这里又涉及到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农业研发的主体曾经是分散的。比如，以前曾搞过全国每个县的农机站甚至每个公社都研发插秧机。当时认为插秧机就是机械化。然后投入大量的力量进行研发。这种投入是非常荒唐的，这种东西就应该是国家来研发，然后由国家的力量进行推广。

　　当然，技术是很重要的。没有技术，其他一切都免谈。不过，更为关键的是技术的运用。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实际上就是改变了“由谁来评估”的问题？

　　卢锋：没错。这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对投入要有明确的负责机制。其实，农田基础建设、水利建设等，这些项目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投入？利益归谁？这些问题，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界定清楚。这使得农民不愿意进行投入，政府的投入又有很多是低效率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解决“三农”的一个关键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三十年来在这个问题的改革上也下了大力气。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似乎又出现了一些反复。据我所知，农民和粮食管理部门的官员对此有不少抱怨，你认为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卢锋：粮食流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很多研究人员的共识。但是由于粮食商品特殊性、粮食价格和供求关系变动的周期性、再加上部门利益等因素影响，粮食改革曾多次出现反复。这导致数以千亿元的财政亏损。而且，这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框架产生不利影响。

　　总结改革三十年来的历史教训，坚定实行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