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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猪肉涨价农民不一定赚钱


        那么为什么农民工要进城创业呢,现在城市里面用工普通都是一千二,多则一千七,干三个月有四千多的收入,在农村,拿我们四川来讲,种四亩水稻,养十几只鸡,养几头猪,一年下来水稻赚三千二百块,再加上养鸡养猪,纯收入也只有三千块左右,而在城里面一个人三个月就能够当一年了,所以比较效应导致农民要进城务工,这种选择实际上对国家是很有利的,一方面农民朋友享受和改革成果,另一方面也使得规模种植成为可能,我们国家政府主张规模化,现代化,同时农民朋友自愿地选择了离开小规模的畜牧业生产,而城市人民希望价格便宜一些,希望安全,什么才能便宜安全呢,只能发展现代的、规模的,可追溯的产业才可以,这样才安全,所以我们的龙头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机会。我们的四个参与方:政府、农民、企业和城市的消费者,他们一个共同的愿望都希望能推动农村的规模的、现代的转型和现代产业链的建设,这是个大好事,有人说顺潮流而动,事半功倍,现在到了潮流就是要从小农的模式向规模化模式发展的方向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谈到了,我们要鼓励的适度规模经济,同时也鼓励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的,90%以上的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从事得比较少一些。

        这些政策都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格局,这是个伟大的变化,我拿“伟大”来讲,在畜牧业方面,农民朋友正在逐步地脱离或者减少传统的小规模养殖,而向着规模的、现代化的畜牧业方向发展,而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是排头兵,而农民朋友是胜利军,我们龙头企业在发展农业企业的时候,国家出台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使得我们的养猪养鸡合作社成为可能,现在我们选择一些适合搞养殖业的地方,帮助农民搞养猪合作社,进行规模生产,由龙头企业做屠宰、肉食品加工,养殖的尽量交给规模的农场,而这个规模的农场是谁来做的呢?有一些中年的农民,他们外出务工赚了些钱回来,建规模的猪场和鸡场,成为新型的农场主,他们从普遍的农民,到城里面打工,三五年以后回来了,开始从事现代的农业、农场主。

        应成立担保公司帮农民贷款

        这是一个协调的组织,有了这个组织就有可能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获得贷款、种苗、饲料、市场、技术,就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已经成为现代农牧业发展的趋势,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样的事,我们集团也在大力做这个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感觉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呢?他有一点钱,但是钱不够,建猪场必须得三百头才有规模,至少要有二十多万,农民朋友通常只有几万,只有向银行贷款,但是没有担保人。我们新希望可以给一部分农民担保,但是太多了也不可能。我们就主张建立担保公司,我们跟政府协调,我们地方政府要发展农产业,是不是一块拿出钱来帮助农民,有的地方政府不理解,不太愿意,有的地方政府就理解,很支持,我们就大成协调,政府出一部分钱,龙头企业出一部分钱,有可能的话国内或者国际的一些机构也出一点钱,最后成立一个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就在这个区域专门为养猪养鸡的农民提供担保,原则上是不考虑赢利的,是一个服务型的机构,这对企业来讲就是社会责任,我们要做这个事,要帮农民,我们捐这样捐那样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农民最需要的时候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我们集团从06年开始制订了新希望集团的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我们集团不但有财务的年度报告,我们还有集团的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有人说我们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联合国去年召开了社会责任全球大会,我去了,会上还做了发言,当我把中英文版的年度报告交给潘基文的时候,他说看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逐步成熟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了。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责任就体现在帮助我们应该帮助的农民朋友。

        当禽流感出现的时候,我们集团董事会商量,签约以前价格比较高,但是出现禽流感以后谁都不要了,鸡肉跌了一半以上,当然这是不可抗力,可以不守合同,企业可以免除责任,但是最倒霉的是农民朋友,你真正出了禽流感得病了的还好,政府可以补贴,问题是没有出现禽流感的地方鸡卖不掉了,这是大问题,这时候我们董事会提出,我们一定按照原来定的价格全价回收,实施下来用了一亿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在这上面我们不见得比拿钱捐赠的人差。由于我们去年在这个问题上做得特别坚决,农民朋友收益很多,他们极大地相信我们,所以今年我们在禽产业链上获得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做好事有好报,也没有亏,从长远看反倒更好,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提高社会责任感,帮农民服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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