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瓜霜霉病菌抗药性为例，其对甲霜灵（精甲霜灵）、嘧菌酯的抗性较为严重且普遍，抗性产生快，抗性水平高，药效明显降低；对霜脲氰、烯酰吗啉、氟吡菌胺的抗性问题较轻，抗性水平较低。大棚连续使用氟吗啉单剂6次，就会产生抗性，如果使用氟吗啉·锰锌则可延缓抗性产生。

　　有数据显示，2012~2013年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8个省份13个黄瓜主产区的36个菌株对甲霜灵中抗菌株占8.3%，高抗菌株占91.7%，抗性水平28~3650倍；对嘧菌酯中抗菌株占72.2%、低抗菌株占25%，敏感菌株占2.8%。来自山东的菌株对嘧菌酯的抗性水平最高。

　　此外，自1985年引进化学除草剂开始，到目前酰胺类除草剂在中国已有30多年的全面推广，磺酰脲类和二氯喹啉酸也各有20多年的应用。国内除草剂从最初的引进，先后经历大面积推广、多元化时代和大品牌时代后，进入了目前的抗药性治理时代。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刘都才介绍说，除草剂的应用与水稻栽培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水稻主栽区栽培方式不断变化，成就了一批稻田除草剂产品。但随着酰胺类、磺酰脲类除草剂长达二三十年的使用，目前中国部分双季稻地区稗草对二氯喹啉酸、五氟磺草胺等常用除草剂产生高水平抗性。

　　一组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湖南、江西、宁夏、安徽、江苏、黑龙江等6省份各监测点稗草对五氟磺草胺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宁夏，中、高等抗药性的稗草种群都占总监测种群的90%以上。6个省份对二氯喹啉酸产生中、高抗药性的稗草种群均超过了60%，而江苏和黑龙江已经达到了80%。更有甚者，宁夏中、高等抗药性的稗草种群已经超过了90%。除安徽省外，其余5省份稗草种群对氰氟草酯较为敏感，敏感种群均占总监测种群的60%以上。安徽省已检测的样品种群，有53.8%的种群对氰氟草酯产生了低等抗药性，23.1%的样品产生了中等抗药性，抗性发展速度较快。

　　棉花的抗药性也不可忽视。棉蚜既是棉花重要害虫，也是黄瓜、西瓜等农作物上的重要害虫。在中中国最突出的抗药性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在棉田推广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后，导致到80年代末棉蚜就已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田间防治基本失效。

　　丁硫克百威，棉蚜田间种群抗性水平为低、中等抗性，以中等抗性水平比较普遍；灭多威，随着近年来使用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抗性水平处于中、低抗性状态；氧化乐果，大部分棉蚜田间种群对氧化乐果处于中等抗性水平，目前已禁限用；吡虫啉，自推广使用以来是防治棉蚜的首选药剂之一，各地棉蚜田间种群对吡虫啉的抗性差异极大，但普遍已达中、高水平，在中高抗地区棉田单独使用吡虫啉推荐剂量防效已不理想；氟啶虫胺腈，棉蚜田间种群对其抗性水平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大部分处于中抵抗状态，个别棉蚜种群抗性问题较大；溴氰菊酯，棉蚜田间种群对该杀虫剂仍处于极高抗状态，难以在田间使用；毒死蜱，棉蚜田间种群对其抗性水平处于中等抗性状态。

　　对症下药才能延缓抗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李永平介绍说：“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包括靶标不敏感性、药液穿透率降低、代谢酶活性增强等原因，弄清机理后有助于找到合适的解决对策。”

　　对于常见的抗性问题，他开出了几个关键“处方”：

　　第一，更换农药品种。采用新的作用机制的药剂，使产生抗药性的个体重新对药剂敏感。例如，褐飞虱对吡虫啉产生高抗药性后改用吡蚜酮。轮换、交替或混合用药，采用具有负交互抗药性的药剂，降低农药选择压，减少抗药性个体出现的速度和降低抗性个体比例。例如，番茄灰霉病对多菌灵产生抗药性后用具有负交互抗性的乙霉威。

　　第二，增加药剂的穿透性。例如，使用具有溶解昆虫体表蜡质层的溶剂来增强药剂对昆虫的毒力；使用植物油等来增加除草剂对杂草的渗透能力等。抑制抗性个体的代谢酶活性，减少农药的降解。例如，采用多功能氧化酶抑制剂如增效醚来抑制蚊子的体内多功能氧化酶活性，增加菊酯类对蚊子的毒力。

　　第三，综合运用栽培模式、品种更换等其他措施。

　　“中国抗药性评价和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今后抗药性监测及药效验证需要常态化。要把解决抗性问题与培训农户科学用药两件事结合起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文桥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