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句话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而且强农惠农政策在不断强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陈锡文：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呼吁多年的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新突破，农发行要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中长期政策性”这6个字，意味着在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有相当多的信贷资金要进来，弥补长期以来政策性贷款资金的空白。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现在家电下乡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用电量明显增加、用电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些负荷小、电压不稳定的线路显然已经不适应需要，这一新措施将有力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