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稻基因组“精细图”，将为全面阐明水稻的生长、发育、抗病、抗逆和高产规律，推动遗传育种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水稻专家袁隆平评价说：“水稻基因组研究将促进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非典芯片，研究和应用的完美结合

　　2003年春天，非同寻常的灾难考验着中国。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这场战斗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为抗击非典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2003年4月15日凌晨，刚刚分离制备出的冠状病毒RNA送抵华大，非典测序拉开序幕。36个小时后，4个新型冠状病毒株的全基因测序全部完成。此时，专家们已经研制出“免疫荧光法”快速诊断技术，但它必须等到患者产生抗体后才能检测出阳性结果，而且康复后的患者，由于抗体的持续存在，会出现假阳性。有没有一种更准确的诊断方法呢？

　　在北京，生物芯片的国家队在准备，SARS的碱基序列一公布，他们就开始行动。七个不眠不休的日夜，非典芯片问世了。当用芯片对北京所有疑似病例排查完毕后，将结果上报给北京市卫生局。

　　程京回忆说，其实当时他们早就想做出芯片了，但是没有测序结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HLA基因芯片，打破垄断并走向世界

　　每一个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前必须做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检测。以前，检测试剂一直被国外垄断，每年数亿元的检测费用落入国外厂家的腰包。如今，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HLA基因芯片分型技术，打破了这一垄断。

　　HLA基因芯片是我国生物芯片产业从无到有跨越的见证。程京清楚地记得1997年应邀参加香山会议的情形。他以生物芯片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许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听说生物芯片，有人甚至以为它和电脑芯片一样”。

　　而1987年，美国就已经开始生物芯片的研究。程京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生物芯片。1999年，他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迎来了我国生物芯片的春天。

　　2000年2月29日，程京应邀参加了国务院办公厅第十次科技讲座。他为朱镕基、李岚清、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作了长达两小时关于生物芯片的报告。

　　“讲完之后，朱镕基总理问了一些相关问题，然后叮嘱坐在后面的部长：6个月建起一个生物芯片研究中心。”回忆当年的情况，程京为朱镕基的魄力而感慨。半年的时间，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随后，我国生物芯片成果迭出，不仅打破了该领域一直被国外垄断的局面，而且实现了中国“智”造的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新世纪迎接生命的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曾提出，2020年生物经济将取代信息经济。

　　“生物经济不会像网络经济那样形成‘胜者全得’的垄断局面。生物技术产品的多样性，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说。

　　而中国人也在辛勤努力，几年间，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也迅猛发展，我国生物医药技术产业迅速壮大。2006年，医药工业的生物制剂工业生产总值达到422亿元。2002年1月至2007年5月，共有129个生物制药品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其中包含世界上第一个走上临床的基因药物———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

　　“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在生物经济时代占有一席之地。”程京的话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