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名字见证一项制度

　　中国人的名字，常常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联在一起。魏新合，一个普通四川农村女孩，就是合制度的见证者。

　　2006年1月1日，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镇风垭村农民王海芳，来到剑门关镇中心卫生院做产前检查。为了省钱，她准备回家生孩子。然而，医生告诉她，只要参加了合，住院分娩可以补偿100元。于是，她立即办理了手续。次日凌晨，顺利产下一名女婴。这是剑阁县启动合制度后的第一例新生儿。

　　当年1月2日，县卫生局长一行来到病房看望她。王海芳的公公魏在烈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一直在纳闷：生了个娃，住院费花了370元，为什么还要补100元？局长一解释，他才恍然大悟。老人说：“合是个好政策，我想给孩子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就叫魏新合吧。”

　　今年5月，记者重访剑阁县，见到魏新合一家人。王海芳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生小孩全免费了，那时虽说只补了100元，但农民看病政府拿钱，还是破天荒头一次。”魏在烈说：“我听说现在镇上有人生大病，居然报了十几万，这在过去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如今，魏新合已经6岁了，在剑门关小学幼儿园上学前班。最近，父母给她改名为“魏?媛”，取“饮水思源”之意。

　　魏新合的故事，是合制度的一个缩影。

　　2008年，全国参加合人口突破8亿。2011年，全国参加合的人口达到8.32亿，参合率达到97%。合制度首次将所有农民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使农民看病告别了“全自费时代”。目前，合制度成为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居民健康保障制度。

　　“合制度为后续推行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如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提供了借鉴，也为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合制度成为我国非正式就业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原型’，为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中一说。

　　2.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

　　“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见阎王。”这曾是我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45.8%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30.3%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把传统合作医疗作为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农民与乡村集体共同出资，通过互助共济来解决“小伤小病”等健康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于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加上筹资水平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传统合作医疗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看病只能依靠自费，城乡居民健康差距扩大。

　　20世纪90年代，政府提出了“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大部分试点无果而终。主要原因是，政府坚持“筹资以个人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经济脆弱，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了农民自己肩上，农民戏称是“春办秋黄”。到1998年，传统合作医疗覆盖农村人口比重只有6.57%，而且水平很低，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吸取两起两落的教训， 2002年10月，我国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与传统合作医疗比较，合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筹资以政府补助为主；二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三是以县为单位统筹基金管理；四是以大病报销为主；五是同步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2003年，各级政府对合的人均补助标准为20元，农民每人缴纳10元，人均筹资标准仅为30元。在历史上，这是政府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而承担直接筹资责任。

　　“30元就能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由于合的‘蛋糕’太小，很多人都认为难成气候，甚至当成笑话。”卫生部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汪早立说。

　　然而，合制度的生命力似乎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力。目前，合基金的80%是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已成为合基金的主要来源。2011年，各级政府对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200元，农民每人交纳50元，合筹资标准达到250元左右。2012年，各级政府对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将提高到240元，合筹资标准达到2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