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田吃饭的东塘村民，实际是靠天吃饭。即使是最好的年头，亩产至多也就500斤。而在其它地区，依靠机械科学种植，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提到科学种田，很多只上过小学的村民连“听都没听过”。在东塘，机械化种植几乎是空白，拖拉机、肥料这些提高产量的“法宝”，在大多村民眼里实在多余，“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买粮食”。

　　有村干部自嘲：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村民文化不高，还要受土地“欺负”。

　　村民们说，东塘的田是专为懒汉设计，“只要老天开恩就有饭吃，否则做再多也没用”。

　　但偏偏很多“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却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靠着分散在好几处的一亩农田，47岁的村民赖雪贵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四年前，丈夫因淋巴癌去世，而她有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地少，赖雪贵只能一地两用，割完水稻后，立刻种上番薯。曾经有技术员告诉村民，应该如何科学施种才能提高产量，但她和邻居却怎么也记不住，更学不会。

　　赖家家徒四壁，没有日历，没有时钟。几乎是文盲的赖雪贵，这样的生活延续多年。“看时间有什么用？”早晨她跟着邻居下地，晚上跟着大家收工。

　　赖雪贵说，她都忘了上一次看到百元大钞是什么时候。周末，两个读书的孩子必须回家，因为田里需要他们，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床，两个孩子只能去邻居家借住。

　　就是这一亩三分田，东塘村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包括对生活的热情，都花费在这里。因为，这里能让一家人吃上饭，遇上好的年头甚至可以吃饱饭。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家庭能从口粮中“抠”出可供变现的余粮。有人曾试着种花生、辣椒，但都“只有热情，不懂技术”，忙活了一年甚至还要赔钱。

　　每年青黄不接时，村里女人都会回娘家。谭妃簪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她都会回到徐闻娘家，拿回几十斤米，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但因为出不起路费，即便以这种理由回娘家，一年也顶多一次。

　　谭妃簪将家里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赚了钱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但儿子今年其实才刚满5岁。

　　和记者聊天时，谭妃簪正在削红薯。刚削没一会，她就小声抱怨：“刚才削得太快了，皮削得厚，浪费了很多。”有点不舍，她又拿出两个小的，掂量着说：“嗯，今晚应该够吃了。”
　　16岁的大龄初中生

　　他们操着纯正“雷州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力气不比别人少，运气不比别人差，命运却好像偏要和东塘人作对：在外打工失意，回家种田也“从未得意”。

　　慢慢地，村民意识到，真正的困顿，也许不在破败的茅草屋上，不在沙化贫瘠的土地里，而是深深植于自己头脑中。

　　东塘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老师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雷州方言。

　　“不说也得说”，村支书王南说，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文凭，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最佳时期。“雷州普通话”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7年前，对于村里不少适龄儿童来说，连听这种“雷州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交不起学费。

　　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走在公路上三两成群的小学生才真正多了起来。”校长郑景豪说。以前教室坐不满，现在不上小学的情况基本已经找不到了。

　　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村民谭妃簪家就是典型。两个女儿都在镇里上初中，以前全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现在孩子连吃饭的钱都交不起，就连去年的电费都还欠着。

　　表面上看，东塘“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100%。但农村孩子上学晚，8岁上一年级“还算早”，进入初中时大部分都超过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