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留守儿童的意外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责任却不完全在当地政府。如果我们不改变偏好高技能移民、歧视低技能移民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工子女便只能在留守与流动之间徘徊，是选择家庭温暖还是教育机会，可谓一个两难抉择。

　　只有在切实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之后，我们才有资格在法律层面探讨一个更为技术化的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在此之后，我们才可以义正言辞地说：如果你不履行监护义务，我们就可以剥夺你的监护权，将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在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方面，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问责（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平息人们的愤怒），而是从制度层面应对：要不要为外出打工者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要不要实行严格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从而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