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用工荒”现象更加明显，并逐步呈现出覆盖全年，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技能人才和一线普工双短缺的态势。与此同时，“就业难”也异常突出。“两难”并存现象究竟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问题？伴随劳务市场10年之久的“两难”矛盾又该如何破解？

　　刘易斯拐点上的“用工荒”并不存在，实质是结构因素导致的“招工难”

　　春节过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王继承专门到6省市进行“用工荒”调研。他告诉记者，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刘易斯拐点上的“用工荒”。

　　“就是当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收入高于工业部门的时候，或者说接近工业部门的时候，工业部门的用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这个进程就终止，这个时候就遇到‘用工荒’。但是现在我们农业部门的产出和收益远远低于城市。”王继承认为，所谓的“用工荒”其实是一种结构因素导致的“招工难”。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表示，今年的“用工荒”与往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农民工的供求开始逆转，特别是城镇化建设全面铺开，中西部经济也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用工荒”是很正常的。站在大的历史跨度上看，“用工荒”是个好事，“企业结构的落后，靠低素质的体力劳动来拼资源、拼人口红利，这个局面早就不适应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也认为，今年的“用工荒”只是范围比以前更大了，形势比以前更严峻一些。“今天面对的‘用工荒’是一个全国性的，不光沿海，很多企业迁到河南、山西等地，这些地方也出现了‘用工荒’；不光是大企业，一些内地的民营企业招工也存在困难。”刘尔铎说。

　　放任自流的劳动力市场，是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

　　刘尔铎认为，导致“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新生婴儿下降，初中毕业生下降。另外一个是结构性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从而导致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

　　“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一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普通劳动力的比重很大，大学生虽然也需要，但是需求没那么大。现在每年六七百万大学生毕业，占一年新增劳动力的一半。经济结构还是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的结构，劳动力结构却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结构，这就是普通劳力荒、技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刘尔铎说。

　　而在王继承看来，结构性的体制分割才是根本问题所在。“我们的收入分配是一种二元机制分割的体制，这就导致农民从收益比较低的农村地区即使到了城市后也达不到城市的平均收益，所以就导致招工比较难。”

　　王继承认为，招工难的关键点在中小企业上，因为中小企业解决就业的60%。而实际上中小企业和农民工在摩擦性的劳动市场上又陷入了博弈困境，“一方面企业给不起，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要求又不能降低，因为城镇的生活成本高，因此进入一种比较差的博弈状态。”

　　另外，“用工荒”的频繁出现，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密切相关。“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求提高的条件下，如果城镇化程度低的话是留不住人的。”王继承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已经从早期的全工业化因素转到工业化、城镇化因素并存，这一点已非常明显。

　　而随着大企业内迁的增多，农民工就近就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因为他们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照顾子女，所以要就近就业。”王继承说。

　　工资、生活成本、亲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身份认同、荣誉感……农民工越来越综合考量自己外出打工的各方面因素。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则加剧了“用工荒”的出现。

　　“交通、城市最低保障住房、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而不是靠哪个企业自己解决。”王继承认为，问题在于很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仍然缺乏相应的社会权益，在公共服务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公平，“不要说他有什么权利，连子女在这里接受教育、医疗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