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区域间产业转移将产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效果。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落户，将对农村年龄偏大的劳动力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促使其实现转移。以往的分析表明，农业中虽然仍有潜力进一步向外转移劳动力，但是，由于构成农业劳动力主体的是40岁以上的人群，而这些人显然不再能够应对跨省、跨地区转移的各种障碍。而一旦他们发现可以在省会城市或者本市获得就业岗位，则会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其次，这些本地就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分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加速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由于农民工转市民的结果必然是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因此，这种产业转移从宏观上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格局。

　　四、劳动力转移的展望

　　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87话，我愿意把2004年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道理很简单，即分别依据转折点定义、与转折点相关并相伴而生的变化，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3]，我用政治经济学逻辑做出了一个判断，以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基点，当这个差距回归到该水平上面时，一场深刻的政策调整将再次发生。以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比率衡量，剔除城乡价格变得差异因素之后，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2006年回归到这个水平。实际上，改革是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2.4，回归到这个水平的年份，恰恰是2004年。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伴之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而民工荒恰恰就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即使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仅仅将其暂缓数个月而已。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

　　其次，既然这个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型式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则2004年这个年份应该在许许多多指标上反映出转折的特征。事实上，产业中的资本劳动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生活费用涨幅，以及一系列相关指标，都以这一年为转折点，在方向上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最后，2004年以后的政府政策倾向，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发育，都越来越有利于工资的继续提高。其实，前述一系列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趋势，说其中一些是发生在2003年也是可以的。但是，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仅集中地发生在2004年，而且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上，政策变化无疑是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其中不乏许多具有戏剧性色彩的事件。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与他们不情愿看到未来不再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不无关系。其实，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个转折点到达之后，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减慢。从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三个东亚经济体经验看，在到达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反而快于转折点之前。如分别观察转折点前10年、转折点前后各5年和转折点之后10年的农业就业比重变化，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在转折点之后平均加快了25%。

　　姑且不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相比，即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也仍然是艰巨的。当我们汇总2007年世界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时，发现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接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中，我们要从现有的1.92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近200万人，即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样的话，才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