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合川区鞍山村，村支书孙辉菊是远近闻名的大忙人。

　　习惯了早上6点多起床的孙辉菊，经常忙到夜里才回家，节假日也难有休息的时间。“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她语速很快。协助水利部门考察、为村里修一条公路、建一个种猪场，是她近些日子记在心头的几件大事，“落实起来要花不少功夫”。

　　孙辉菊同时还是当地职业介绍所的所长。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职业介绍所，以她的名字命名，对她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劳务中介就更加正规了，不用像以前偷偷摸摸地做。”20多年前，因为带人南下打工，她曾被警方误当成“人贩子”。

　　尽管是职业介绍所的“一把手”，但孙辉菊并不是坐镇指挥者。相反，就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广东回到重庆，到家时已经夜里 12点多。肇庆、虎门、广州……每到一地，她都要细细了解当地一些企业的用人情况，看看曾经介绍过去的务工人员“过得好不好”，再考虑是否可以“再带一些人来”。

　　如今，在孙辉菊的帮助下，已有近4万人就业，其中既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我就是想为大家找出路，让大家过得更好。”她说。

　　促成两万多份劳动合同

　　1987年，孙辉菊大学毕业的妹妹想到广东肇庆给一家企业当翻译，但又怕被骗。于是，孙辉菊陪着妹妹南下肇庆。意料之外的是，妹妹的老板请孙辉菊带些人去工厂打工，并承诺开出至少是重庆农村工作5倍的薪水。

　　当年，家乡还很穷，有些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孙辉菊回忆，如果在家里工作，“一个月工资也就40多元钱”，而在广东工作，一个月起码有200 元的工资。不过，当村里人得知孙辉菊的妹妹一个月能赚400多元时，纷纷表示怀疑。而且，当时，出去打工并不为当地人的传统观念所接受。但孙辉菊并未因此而动摇，她看准了劳务输出这条路，想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既然那边条件更好，为什么不去呢？”

　　一开始，孙辉菊鼓励亲朋好友和自己一块南下，却遭到了丈夫罗龙镶的反对，“带人去那么远，怕是被拐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哩”。最终，孙辉菊说服了丈夫，顺利南下。

　　由于孙辉菊为人实在，又懂礼数，所以深得工厂老板的信任。而她带去广东的务工人数也越来越多。得知孙辉菊要带人去广东打工，有村民给她起了个外号———“癫子”，但渐渐地，这个外号“消失”了。原因在于，在她的帮助下尝到了打工甜头的村民传出消息，“生活确实改善不少”。

　　最初，许多农民工没有与工厂签合同，甚至有些人嫌麻烦还不愿意签，“只要发钱就行”。另一方面，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企业也没有规范用工的外在压力。而孙辉菊觉得，“总得想办法让农民工有保障”。于是，她主动向工厂老板提出要给农民工上意外保险。“老板都笑我，怎么比他想的还多”，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近几年，她带去广东的农民工都与用工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差不多有两万多份吧”。

　　随着孙辉菊劳务中介事业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她，其中还包括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不管为谁介绍工作，她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找到最好的职位。

　　“我也许不是个好妈妈”

　　如今，四十多岁的孙辉菊已经当上了奶奶，有个两岁多的小孙子。“孙子很可爱的”，孙辉菊的声音带着笑意，“总是吵着要和我一起睡觉。”尽管一家人和乐融融，但她却没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家庭之乐，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劳务中介和村里其他大小事务上。

　　“我也许不是个好妈妈”，说到家人，孙辉菊显得有些愧疚，但她随即告诉记者，“但我的心是好的。”

　　事实上，哪怕只有一点点空闲，孙辉菊就会赶去儿子儿媳开的小店帮忙。她也喜欢和晚辈唠叨做人的道理，以至于家里人听不到她的唠叨，都多少有些 “不习惯”。

　　在孙辉菊的儿子罗观眼里，母亲把自己的力量和资源都用在了帮助外人身上，做事常常先考虑别人。

　　在村里的劳动力被带出去之后，孙辉菊告诉自己，“一定要照顾好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让那些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