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合川区鞍山村，村支书孙辉菊是远近闻名的大忙人。

　　习惯了早上6点多起床的孙辉菊，经常忙到夜里才回家，节假日也难有休息的时间。“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她语速很快。协助水利部门考察、为村里修一条公路、建一个种猪场，是她近些日子记在心头的几件大事，“落实起来要花不少功夫”。

　　孙辉菊同时还是当地职业介绍所的所长。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职业介绍所，以她的名字命名，对她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劳务中介就更加正规了，不用像以前偷偷摸摸地做。”20多年前，因为带人南下打工，她曾被警方误当成“人贩子”。

　　尽管是职业介绍所的“一把手”，但孙辉菊并不是坐镇指挥者。相反，就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广东回到重庆，到家时已经夜里 12点多。肇庆、虎门、广州……每到一地，她都要细细了解当地一些企业的用人情况，看看曾经介绍过去的务工人员“过得好不好”，再考虑是否可以“再带一些人来”。

　　如今，在孙辉菊的帮助下，已有近4万人就业，其中既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我就是想为大家找出路，让大家过得更好。”她说。

　　促成两万多份劳动合同

　　1987年，孙辉菊大学毕业的妹妹想到广东肇庆给一家企业当翻译，但又怕被骗。于是，孙辉菊陪着妹妹南下肇庆。意料之外的是，妹妹的老板请孙辉菊带些人去工厂打工，并承诺开出至少是重庆农村工作5倍的薪水。

　　当年，家乡还很穷，有些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孙辉菊回忆，如果在家里工作，“一个月工资也就40多元钱”，而在广东工作，一个月起码有200 元的工资。不过，当村里人得知孙辉菊的妹妹一个月能赚400多元时，纷纷表示怀疑。而且，当时，出去打工并不为当地人的传统观念所接受。但孙辉菊并未因此而动摇，她看准了劳务输出这条路，想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既然那边条件更好，为什么不去呢？”

　　一开始，孙辉菊鼓励亲朋好友和自己一块南下，却遭到了丈夫罗龙镶的反对，“带人去那么远，怕是被拐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哩”。最终，孙辉菊说服了丈夫，顺利南下。

　　由于孙辉菊为人实在，又懂礼数，所以深得工厂老板的信任。而她带去广东的务工人数也越来越多。得知孙辉菊要带人去广东打工，有村民给她起了个外号———“癫子”，但渐渐地，这个外号“消失”了。原因在于，在她的帮助下尝到了打工甜头的村民传出消息，“生活确实改善不少”。

　　最初，许多农民工没有与工厂签合同，甚至有些人嫌麻烦还不愿意签，“只要发钱就行”。另一方面，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企业也没有规范用工的外在压力。而孙辉菊觉得，“总得想办法让农民工有保障”。于是，她主动向工厂老板提出要给农民工上意外保险。“老板都笑我，怎么比他想的还多”，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近几年，她带去广东的农民工都与用工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差不多有两万多份吧”。

　　随着孙辉菊劳务中介事业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她，其中还包括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不管为谁介绍工作，她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找到最好的职位。

　　“我也许不是个好妈妈”

　　如今，四十多岁的孙辉菊已经当上了奶奶，有个两岁多的小孙子。“孙子很可爱的”，孙辉菊的声音带着笑意，“总是吵着要和我一起睡觉。”尽管一家人和乐融融，但她却没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家庭之乐，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劳务中介和村里其他大小事务上。

　　“我也许不是个好妈妈”，说到家人，孙辉菊显得有些愧疚，但她随即告诉记者，“但我的心是好的。”

　　事实上，哪怕只有一点点空闲，孙辉菊就会赶去儿子儿媳开的小店帮忙。她也喜欢和晚辈唠叨做人的道理，以至于家里人听不到她的唠叨，都多少有些 “不习惯”。

　　在孙辉菊的儿子罗观眼里，母亲把自己的力量和资源都用在了帮助外人身上，做事常常先考虑别人。

　　在村里的劳动力被带出去之后，孙辉菊告诉自己，“一定要照顾好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让那些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放心。

　　2002年，在孙辉菊的主持下，鞍山村留守儿童学校正式挂牌。尽管是私人办学，但她丝毫没有松懈，与教师签合同、为他们办理各种保险……“一切都按正规走”。

　　几年来，学校越办越红火，附近的几个乡镇，甚至远在四川的留守儿童家长纷纷把孩子送来读书。“虽然我们学校的硬件设施还不够齐全，但我觉得教学方面比很多学校都要好”，孙辉菊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学校教出来的孩子很有礼貌，“在家不听话的学生也变得懂事了。”现在，她每周都要去学校看看老师和孩子们，但并不是为了督促工作。“随时会有人来村里参观，学校什么时候被检查都不怕。”

　　当地镇政府办公室的毛素华说：“她很善良，对村里的贫困户尤其照顾。虽然我们有规定村干部必须走访每家每户，但孙辉菊肯定是最了解每家每户情况的人。”

　　曾经，孙辉菊看到一户人家的老人生病卧床不起，就买了本按摩方面的书籍，自己悄悄送去；听说村里的五保户身体不好，她“帮忙送了些药”。这样的事情究竟有多少，孙辉菊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事实上，在和其他的村干部一起走访各家各户时，她并不会有任何表示。“偷偷地给困难家庭送点东西”是她的“工作方法”。“村干部家的条件也都有好有坏，如果我老是当着大家送东西，可能会影响团结。”她说。

　　在村里的老人们看来，孙辉菊丝毫没有官架子，亲切得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他们时不时地给她送来鸡蛋、蔬果。而孙辉菊则会欣然收下，然后塞给老人一些钱，“这是国家给您的补贴”。“我如果拒绝他们送来的东西，老人家就会哭着说我看不起他们”，她告诉记者，所谓“国家补贴”其实是她自己掏腰包，“比市场价高一些”。

　　想工作到70岁

　　说起孙辉菊的性格，毛素华和孙辉菊的儿媳蔡莉的描述不约而同。他们先用了一个形容词：豪爽，然后不忘笑着补上一句“精力旺盛得像个男人一样”。

　　在孙辉菊的介绍下，先后在广州、重庆工作的鞍山村村民赵溪则告诉记者，“孙书记说话很直，刚开始你可能有些不舒服，时间长了就知道她是为了你好”。

　　忙起来的孙辉菊，就像一阵风似得进进出出，吃不了饭是常事。每天睡觉之前，她会把当天做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再“放一遍电影”，想想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做得还不够。“有时候，我晚上才想到白天说的某句话可能冒犯了某个村民”，她举了个例子，“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当面赔礼道歉。”

　　在孙辉菊率领着劳务大军外出就业时，她在村里工作的担子就会落到丈夫罗龙镶的肩上。罗龙镶是村委会的名誉主任，而“名誉”的意思就是“光做事，不得钱”。而如果孙辉菊外出期间有大事发生，丈夫就会与她通电话商量。“我是最后拿主意的人。”她笑着说。

　　“我们全家都挺担心她的身体”，蔡莉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的婆婆“操劳的事情太多了”，这几年总是头晕。就在5月中旬，孙辉菊累病了，住了好几天院，医生叮嘱她“不能再这样忙了，好好休息”，但她刚出院，马上又忙碌起来。

　　孙辉菊的能干得到不少老板的赏识，有老板甚至评价她是“赶超时代的高速火车头”。

　　不过，孙辉菊并不乐于沉浸在周围人的一片称赞中。“都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可我最喜欢听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她说，“我还年轻，想干到七十岁再退休。”

　　孙辉菊爱买些法律、政策方面的书来读。当她把自己的心得讲给村民们听时，很在乎大家能否听得进去。考虑到法律方面的知识可能比较枯燥，她把一个个小故事巧妙地穿插进来，“讲得他们哈哈大笑”。

　　孙辉菊觉得自己“是个很走运的人”，大家的支持有时让她觉得“无以报答”。“我比很多人都幸福得多”，她依旧笑着说，“他们没有事情做，我天天有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