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对这1亿人的婚姻生育影响太大了——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80后”农民工的工资，用于学习培训的比例比上一代高，人际交往花费更大，也更追求外在“酷”与“炫”。

　　自1984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以来，“民工潮”就没有停止过。如今，越来越多的“80后”农民工进城了。统计显示，如今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已经接近1.5亿。

　　和父辈不同，大部分“80后”农民工买的是“单程票”——进了城就压根儿没想过回去。他们希望在城里“成家立业”，但是，1亿人要实现这个梦想又谈何容易！

　　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接受了本报采访。

　　中国青年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生活保障，1亿多“80后”农民工不能总“漂”着吧，他们也得结婚生育啊？

　　顾宝昌：这是一个很急迫的现实问题。现在这批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从小就是念书，没有干过农活儿，从学校出来就进城了。他们来城市打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为了个人前途和发展，包括想把家落到城市。

　　结婚从来都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手段。为了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些农村女孩嫁给下岗的、贫困的、伤残的，或者年岁很大的北京人。找不到城里人的可能就回去结婚了，之后再想办法出来。说老实话，我们很难真正了解他们的状态。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中国青年报：这种完全“漂”着的状态，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观念吗？

　　顾宝昌：影响大了。城市化是一个大学校，农民工在这里接受一个新的人生观，不仅要养孩子，还要把孩子养好。什么叫养好？过去给一个馒头出去玩儿去，就叫养好了。现在，人们的期望值变了，很多人都有意识：我的孩子将来不要像我们，要像城里人一样，当博士、出国。

　　中国青年报：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实行城市与农村“双轨制”，城市普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则普遍是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生二胎。但是，对于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他们该走哪条“轨”呢？

　　顾宝昌：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跟事实上的“双轨制”有关。你是城里人，就只能生一个；你是安徽农村的，就能生一个半。可你到城里来了怎么办？是按照原地的政策，还是迁入地的政策？

　　目前这种政策是以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现在体制和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很难执行下去。所以有人建议，政策应该一体化，一视同仁。

　　中国青年报：现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等问题。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应该不用担心了吧？

　　顾宝昌：很多人都这么讲，城市老龄化不要紧，可以用外来人口来解决。但他们的心理却是，你可以干活儿，但是你不能享受我的福利，包括医疗、住房、考大学等。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阶层讲的是“各得其所”。社会分层理论不仅讲社会是分层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另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应该是畅通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往上走，这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社会应该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不能因为是农民工就被排除在外。

　　我们在加强城市低保，但农村和农民工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为什么千百年来农民可以过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家里的孩子变少了，变少的孩子又“流动”走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家庭生的孩子比城里多，但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比城里还高。

　　我们现在关心弱势人群，基本还是恩赐型的。就是逢年过节到你家里慰问一下，给个信封。没有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慢慢起来了，意识在慢慢地增强。我估计不用5年或者10年，“80后”，甚至“90后”中间肯定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发言人。

　　我们一度将“民工潮”称为“盲流”，其实“盲流”不“盲”，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城市化问题。我们现在一些城市，又当政治中心，又当经济中心，又当汽车中心，高科技中心，饮食娱乐中心，什么都不想落下，机会多了，人口能控制得了吗？所有人都挤在大城市，这是社会发展不健康的表现。如果很多中小城市也有发展机会，农民工就会自动流向这些地方。健康的城市化是扩散型的，每个城市都要各得其位。这样，农民工也不会集中涌入某几个城市了，城市的各方面压力也会得到分摊，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高度集中。